馆内陈列从史前农耕到良渚水利的历史遗迹，展现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康乾巡河治漕的重要史实，还有青釉瓷壶、漕帮船首等文物。这些文物与复原场景，见证了大运河串联中华文明的历程。
一、史前印记：水利与文明的初萌
博物馆第一展厅的 “中国大运河沿线地理地势图”，清晰标注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脉络，这天然地势为日后南北向大运河的诞生奠定基础。新石器时代农耕场景复原，呈现出 “逐水而居” 的文明关键：先民沿着河流开垦土地，使用由动物肩胛骨制成的骨耜（sì）耕作，河流不仅提供灌溉水源，更成为早期交通纽带，孕育出中华农耕文明雏形。
良渚（zhǔ）古城水利系统复原模型完整还原人工坝体与天然山体结合的构造。五千年前，先民建成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组成的水利网络，兼具防洪蓄水、灌溉运输功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之一。展厅内三国东吴时期陪葬用的青釉（yòu）鸟兽人物堆塑罐，其表面鸟兽纹饰反映出该区域从 “水乡泽国” 到 “鱼米之乡” 的变迁；石犁、石锛（bēn）等农具，表明良渚人借助水利条件，将稻作农业发展至成熟阶段。
二、运河溯源：从邗沟到王朝命脉
沿着展厅时间线来到 “运河起源” 展区。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为北伐齐国开凿邗（hán）沟，成为中国大运河开挖的起始。展板 “早期运河分布图” 显示，商末周初泰伯在江南开挖泰伯渎（dú），徐偃（yǎn）王在淮河下游开凿陈蔡运河，春秋晚期胥（xū）河、山阴水道、江汉运河相继出现，将太湖、长江、淮河等水系连通，可见大运河的形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初见端倪。
三国两晋南北朝展区，揭示运河与政权巩固的联系。曹操统一北方后，开凿睢（suī）阳渠、白沟等运河，构建黄河两岸水路交通网；孙权开破岗渎（dú），连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稳固江东统治；梁武帝、西晋惠帝也相继开凿运河。这些分散的运河，为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创造条件。展区 “三国运河分布示意图” 上，蓝色线条交织，体现 “得运河者得天下” 的历史逻辑。
三、文物作证：器物里的运河故事
博物馆 “文物专区” 聚焦运河文明的微观呈现：
隋代多足砚：造型独特，圆形砚面配以二十余只蹄形足，足底相连成圈，青釉质地莹润。这件文房用品体现隋代陶瓷工艺水平，或与运河规划相关。
唐代长沙窑青釉瓷壶：壶身饰有模印贴花双鱼纹、童子坐莲纹，分别象征 “富饶和谐” 与吉祥。据讲解员介绍，长沙窑瓷器经大运河转运至沿海港口销往海外，展现唐代 “运河 + 海运” 的贸易模式。
清代石碑展区：
《龙虎台赋》石碑（残长 59 厘米、残宽 91 厘米）：康熙临摹之作，体现对董其昌书法的推崇，碑文中 “南巡阅河工” 的记载，将帝王文化喜好与运河治理相关联。
《康熙四十年治河石碑》拓片：“清理仪真县河道，保障盐运通畅” 的文字，证实运河对盐业经济的支撑作用。
乾隆《南巡记》碑：楷书碑文体现 “治河即治国” 的理念。
四、漕运与钞关：运河上的经济密码
水利是运河的 “骨架”，漕运则是它的 “血脉”。在 “清代漕运” 展区，数据显示明清时期，淮安设漕运总督，每年从苏、浙等八省征集数百万石粮食，十万余名官军与水手押运漕船北上。展厅漕船模型船首 “画龙点睛” 的装饰，据讲解员解释，“龙睛朝前，寓意认路通航”，体现古人对安全航行的期望。
明政府允许漕船附载 “土宜”（北方特产）沿途销售且免税，使漕船成为 “移动的市集”。“钞关展区” 展示运河的财政价值，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设北新关、浒墅关、淮安关等钞关，对过往船只征税，税收成为仅次于田赋、盐税的第三大财政收入。清代河西务关迁至天津的展板，印证运河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系。
“漕帮与青帮” 展区的 24 青（漕）帮纪念章颇具传奇色彩。民国时期纪念章上的纹路，记录着漕帮的演变：明清漕运兴盛时，漕帮负责粮食运输；漕运衰落后，青帮转至上海滩，成为特殊社会组织。纪念章背后的故事，是运河从 “经济动脉” 到 “文化符号” 转型的缩影。
尾声：一条运河，一部中华文明史
从史前水利到现代保护，从物质运输到文化传播，大运河早已超越 “河” 的范畴 —— 它是中华文明的 “水脉基因”，是南北交流的 “纽带”，更是古人顺应自然规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