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灵武窑的黑釉瓷碗、唐代契苾（qì bì）夫人墓志的刻字，清晰反映了从唐代边疆民族融合史到西夏政权发展存续史的完整脉络。这些新展出的文物与文献，补全了塞上土地行政建制、文化交流与手工业生产的具体轨迹，与此前馆藏的鎏金铜牛、活字印本形成更完整的历史关系。
一、西夏灵武窑瓷器：手工业生产与文化融合
西夏灵武窑堡（今宁夏灵武市）是西夏核心瓷窑遗址之一，瓷器陈列单元中的黑釉剔花罐、白瓷碗等展品，对应西夏瓷器的主要类型。灵武窑始烧于唐代，西夏时期（1038年—1227年）达到鼎盛，核心工艺包含两类：
匣钵（xiá bō）装烧：将器物放入耐火匣钵内烧制，避免窑灰污染釉面，保证黑釉、白釉的色泽均匀，这类工艺源自中原瓷窑，西夏在此基础上简化匣钵形制，降低生产成本；
剔刻花工艺：先在施釉的胎体表面刻画花卉、卷草纹样，再剔除纹样外的釉层，形成黑釉与胎体本色的对比效果，纹样线条比中原磁州窑更简洁，适配西夏以实用为主的器物需求。
这类瓷器除供应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外，还通过北方草原路线流通，体现西夏手工业与跨区域贸易的联动关系。
二、党项政权与西夏疆域的地缘定位
前言板块与西夏疆域形式示意图（公元1081年）显示，党项人属于古羌族分支，早期活动于今青海河湟流域，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疆域覆盖今宁夏全境、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与内蒙古西部。示意图中标注西夏与辽、北宋、吐蕃（tǔ bō）的相邻关系，说明西夏处于多政权并立的枢纽区域，需同时吸收中原官僚制度与草原部族文化，这一背景直接影响西夏文字（仿汉字结构创制）、建筑鸱吻（chī wěn）等文化载体的融合特征。
三、唐代灵州盛会与契苾家族的迁徙证据
公元646年的灵州盛会（今宁夏灵武市一带）是唐代边疆融合的关键事件：唐太宗为抚慰归附的突厥、回纥（hé hún）、铁勒等部族，在灵州临时帐幕中举办宴会，参会部族首领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kè hán）”，唐太宗勒石立碑记录此事，确立唐代对西北边疆的怀柔政策。
同期展出的契苾夫人墓志（图 1）为青石质，出土于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镇，志文为楷书，共23行530字，记录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契苾公夫人的家族世系，明确契苾氏为铁勒部族分支，祖居地在今新疆博格达山北麓。这一墓志是铁勒部族迁入宁夏、逐步融入中原社会的实物证据，补全了唐代边疆民族迁徙的文字记录。
Figure 1: 契苾夫人墓志
四、镇墓兽：丧葬文化的传承与调整
镇墓兽陈列单元中的人面镇墓兽、兽面镇墓兽为唐代至西夏时期文物，这类器物的驱邪内核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方相氏”文化。方相氏是先秦至汉代官方设定的驱邪官职，职能贯穿丧葬与岁时仪式，《周礼·夏官》明确其“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其核心作用是借助“熊皮蒙身、黄金饰目”的威慑形象，驱逐墓葬与生活空间中的邪祟、疫鬼，守护生者与逝者安全。随着社会变迁，方相氏的“人形驱邪”逐渐转化为器物象征，战国晚期出现的陶制镇墓俑可视为早期形态，唐代则固化为人面与兽面成对的镇墓兽形制——人面呼应方相氏的“人职属性”，兽面延续其“威慑特质”，二者成对放置于墓葬入口，继承了方相氏“守护墓主、防范邪祟侵入”的核心功能。
西夏时期的镇墓兽延续唐代造型框架，但体型缩小约30%，纹样细节简化，不再使用彩绘装饰，这一变化对应西夏“薄葬”的丧葬习俗，同时保留中原丧葬文化的核心功能，体现文化传承中的本土化适配。
五、宁夏历代建制沿革：行政轨迹的延续
宁夏历代建制沿革表记录从秦汉到明清的行政调整轨迹：
秦代（公元前221年）设北地郡，管辖今宁夏平原区域，是中央政权对这片土地的首次系统管辖；
唐代设灵州都督府，将今宁夏全境纳入边疆军事与行政体系，成为丝路东段北道的管理核心；
元代1288年将中兴路改名为宁夏府路，“宁夏”之名自此确立，对应战后西夏故地的人口恢复与农业重建需求；
明代设宁夏镇，为九边重镇之一，行政功能转向军事防御与屯垦管理。
这类建制变化直接匹配土地开发程度与民族分布格局，是塞上土地社会发展的行政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