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序博客”旅行攻略：福建博物院（1）辽宋文化融合”的续篇，本次将聚焦福建博物院辽代文物特别展——展品由内蒙古博物院借调。相较于上篇侧重的辽宋互动视角，本篇将通过器物、文字与遗迹资料，深入辽代文明，呈现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的发展脉络。需明确的是，辽代（916-1125年）的发展始终与中原王朝紧密交织，两者时间线对应如下：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契丹族形成早期部落；隋唐时期（581-907年）契丹纳入中原羁縻（jī mí）体系并逐步壮大；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契丹建立政权，与中原分裂政权并立；辽代存续期间，与北宋（960-1127年）形成长期并立局面。
一、器物遗存：辽代物质生活的融合特征
1. 饮食与日用类器物
花口金杯（图 1）
出土与现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历史背景：要理解辽代早期与唐代的紧密衔接，需先厘清契丹族与中原王朝的长期关联。契丹族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库莫奚”分支，隋代（581-618年）形成独立部落联盟，唐代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臣服唐朝，唐太宗在其聚居地设松漠都督府，任命契丹首领为都督，纳入唐朝羁縻（jī mí）体系。唐末藩镇割据（9世纪末-10世纪初），中原战乱导致大量工匠、典籍流入契丹，为其工艺与制度发展提供基础。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辽，其统治核心区域与唐代北方边地重叠，文化、工艺自然延续唐代传统，这是辽代与唐代衔接紧密的核心原因。耶律羽之是辽代早期核心重臣，身为皇族旁支，曾辅佐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核心功绩之一便是主导东丹国治理——东丹国是辽代建立的附属政权，926年辽灭渤海国后设立，以渤海国旧地为管辖范围（今中国东北地区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都城为天福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耶律羽之任中台省右次相实际掌权，负责将渤海国遗民迁徙、安置，同时推行辽代制度与中原文化，是辽代巩固东部疆域的关键政权，后因统治中心西移，东丹国于982年并入辽代直接管辖。耶律羽之的墓葬规格与器物等级均属辽初顶级，直接反映当时辽代与中原的文化交融深度。这件花口金杯的金料纯度达95%以上，锤揲（chuí dié）成型工艺与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金银器一致，花口造型在唐代长安贵族器物中极为常见，辽代工匠仅简化纹样以适配游牧民族审美，印证这种交融。器物容量约200毫升，符合辽代”行帐宴饮”中单次饮酒量需求，是贵族身份与跨文化工艺融合的双重体现。
Figure 1: 花口金杯
酱釉提梁鸡冠壶（图 2）
出土与现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历史背景：鸡冠壶是辽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类型，其发展伴随契丹族从游牧到半定居的生活转变。早期鸡冠壶多为木胎包革，唐代邢窑、定窑制瓷技术传入后，辽代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建立官窑，将皮囊造型转化为陶瓷器物。这件酱釉鸡冠壶的提梁设计可穿绳挂于马具或帐杆，扁身结构避免骑行时晃动，酱釉层厚度达1.2毫米，能有效防止液体渗漏，较好地平衡游牧实用性与农耕制瓷技术。辽代律法规定”非贵族不得用瓷质鸡冠壶”，进一步明确其等级属性。
Figure 2: 酱釉提梁鸡冠壶
三彩香薰（图 3）
出土与现地：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乡墓出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藏。
历史背景：首先需明确，辽代佛教成为国教与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分属不同时代、不同政权，二者无直接关联——八思巴是13世纪元代（蒙古族建立）的宗教领袖，而辽代是10-12世纪契丹族建立的政权，时间相差近200年。辽代佛教成为国教，是基于自身统治需求的文化选择。辽代三彩工艺师承唐代巩义窑，原料配方与施釉技法高度相似，但在色彩搭配上更侧重赭色、绿色，契合草原自然审美。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佛教成为国教，核心原因在于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汉族人口占比大幅提升，而该区域佛教信仰普及，统治者将崇佛作为凝聚多民族认同的手段：一方面效仿唐代尊佛传统，另一方面通过佛教教义强化皇权合法性。至辽道宗时期，佛教地位进一步巩固，全国僧人超10万，寺院数量超3000座。贵族日常礼佛需焚香净手，这件香薰镂空纹样为缠枝莲纹，是唐代佛教艺术常见符号，辽代工匠将纹样线条加粗，增强视觉冲击力。香薰底部有”官”字款识，说明由中京官窑（今内蒙古赤峰宁城）烧制，仅供应贵族阶层，其出土墓葬中还发现配套的银质香匙，印证辽代贵族焚香礼仪已形成完整体系，而这一礼仪的普及正是佛教作为国教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体现。
Figure 3: 三彩香薰
2. 装饰与服饰类器物
玛瑙水晶璎珞（图 4）
出土与现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历史背景：璎珞原为佛教法器，用于装饰佛身，辽代将其转化为贵族服饰配件，体现佛教世俗化进程。这件璎珞由28颗菱形玛瑙、12颗圆形水晶与金质连接件组成，玛瑙产自今辽宁阜新地区（辽代头下军州辖区），水晶来自西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输入。金质连接件采用鎏金工艺，接口处以银丝缠绕固定，技法源自唐代长安工坊。耶律羽之墓中同类饰品共出土7套，均按佩戴位置分层摆放，印证辽代贵族”朝服佩璎珞”的礼仪制度，这种礼仪既保留契丹族装饰传统，又吸纳佛教仪轨元素。
Figure 4: 玛瑙水晶璎珞
3. 丧葬类器物
金面具（图 5）
出土与现地：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历史背景：契丹”以金覆面”习俗源于萨满教”灵魂不灭”观念，认为金器可保护逝者面容，助灵魂转世。这件金面具以0.05毫米厚的金箔锤揲而成，先以石膏制作墓主面部模型，再按模型塑形，眼部镂空、鼻翼开孔，与陈国公主面部轮廓误差不超过2毫米。面具边缘有32个小孔，用于与银质头网连接，头网又与银靴、银手套构成完整葬具，这种”全身银裹”的葬式在辽代仅用于皇室成员。同时，墓葬采用中原砖室结构，随葬品中包含中原风格的青瓷执壶，说明辽代皇室丧葬已形成”契丹葬俗核心+中原墓葬形制”的融合体系，这种体系在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成为定制。
Figure 5: 金面具
二、文字与信仰：辽代精神文化的双重结构
1. 契丹文字（图 6）
- 历史背景：契丹建国初期无文字，政令依靠”刻木为契”传递，神册五年（920年）辽太祖命耶律突吕不创制契丹大字，参照汉字楷书结构，共3000余字；天赞四年（925年）耶律阿保机之弟迭剌参照回鹘文拼音法，创制契丹小字，解决大字表音不足的问题。契丹大字主要用于官方碑刻、诏书，如现存的《辽太祖纪功碑》（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全用大字书写；小字则用于私人书信、墓铭，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石棺铭文即契丹小字。辽代设立”翰林院”专管文字翻译，将《论语》《贞观政要》等中原典籍译为契丹文，推动儒家思想传播。金灭辽后，契丹文字仍在北方使用至金章宗时期（1189-1208年），其拼音化特征对后来蒙古文的创制产生直接影响。
Figure 6: 契丹文字
2. 信仰体系的融合
基础信仰：契丹早期萨满教以自然崇拜为核心，认为山川、日月、动物均有神灵，祭祀时由萨满（巫师）主持，使用鼓、铃等法器，这种信仰在辽代早期墓葬中多有体现，如赤峰市敖汉旗墓葬出土的青铜萨满鼓。燕云十六州是辽代获取的核心农耕区域，范围涵盖今北京、天津全境，河北北部（保定、张家口、承德）、山西北部（大同、朔州）等地，共十六个州府。该区域自唐代起便是中原王朝北方屏障，后晋天福三年（936年），石敬瑭为换取辽代支持称帝，将其割让给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正式将其纳入版图，设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管辖。因燕云十六州汉族人口密集，佛教信仰早已盛行，寺院与僧人基础深厚，辽代统治者顺势将崇佛作为巩固该区域统治的手段，既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又借佛教统一思想。辽圣宗在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修建大定府寺，聚集中原僧人译经；辽道宗时期（1055-1101年）佛教达到鼎盛，全国寺院数量超3000座，僧人享有免除赋税的特权。道教同期传入，但影响力远不及佛教，主要在汉族聚居区流行，南京（今北京）的天长观是当时北方著名道教场所。
丧葬实践：契丹传统葬俗为”树葬后焚骨”，与中原土葬制度差异显著。辽代早期贵族墓葬多保留焚骨痕迹，如耶律羽之墓部分骨骼有焚烧迹象；辽圣宗以后，皇室墓葬完全采用中原土葬模式，同时保留契丹特色葬具。陈国公主墓为砖室穹顶结构，墓室形制模仿中原贵族”前堂后室”布局，墓门雕刻中原风格的门神图案，而墓内的金面具、银靴、鎏金铜马等器物则延续契丹传统。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形成固定规范：墓室结构用中原形制，葬具与随葬品保留契丹特征，反映辽代”以汉制治汉人，以契丹制治契丹”的双轨制度在丧葬领域的体现。
三、辽代佛塔：信仰传播的物质遗存
- 分布现地（图 7）：现存辽代佛塔主要集中于今河北省（保定、张家口、承德）、辽宁省（沈阳、辽阳）、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赤峰）等区域，对应辽代五京（上京今赤峰巴林左旗、中京今赤峰宁城、南京今北京）周边范围。
Figure 7: 辽代佛塔分布
- 历史背景：辽代佛塔建筑分为密檐式与楼阁式两类，其中密檐式占比超80%，这种形制源自唐代西安小雁塔，结构特点为塔身低矮、檐层密集，适配草原多风的气候环境。佛塔建造采用”砖缝灌浆”技术，以糯米浆混合石灰作为黏合剂，增强塔身稳定性，今辽宁省辽阳市的白塔（辽代东京广佑寺塔）历经千年地震仍保存完好，即得益于这种工艺。佛塔功能兼具宗教与实用属性，塔身内部多设地宫，用于存放佛骨、经卷，如赤峰市巴林左旗上京南塔地宫出土的银质经函；部分佛塔还承担瞭望功能，南京（今北京）的天宁寺塔原建于城墙之上，可监测周边动向。佛塔分布与辽代人口结构相关，汉族聚居的五京周边密度最高，草原游牧区则较少，反映佛教传播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