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长安城的恢宏建制到当代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唐长安城的宫殿、宗教造像、城市布局等实物遗存，始终是理解中国古代都市文明与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太极宫的形制演变、唐代石狮子的工艺细节、佛教造像的风格融合，以及长安城模型的空间布局，都在解读这座城的千年历史。
宫殿建筑
太极宫（图1）位于长安城中轴线北部，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初称大兴宫，唐高宗时期修大明宫后称”西内”。唐睿宗景云元年（710）改称太极宫，是唐都长安第一处大型宫殿群。其残石拓片与平面图显示，宫殿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体现了隋唐宫殿建筑的规制与权力象征。结合大明宫、兴庆宫的布局，唐代”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的空间分布，反映了皇权中心的迁移与城市功能的演变。
Figure 1: 太极宫平面图
丝路文化
唐代石狮子（图2、图??）展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蹲狮与卧狮的造型既有中原雕刻的写实风格，又融入了西域狮子的神态特征，是丝路动物形象东传后本土化的体现。佛教造像方面，一佛二菩萨造像（图3）的服饰与姿态，融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与中原雕刻技法。
Figure 2: 唐代石狮子（3、4）
Figure 3: 一佛二菩萨造像
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核心发展区域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部，时间跨度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地理上处于丝绸之路中段枢纽，是多元文化交汇地带。这一区域曾先后受亚历山大帝国（Alexander the Great）希腊文化、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艺术及印度本土宗教影响，形成独特艺术体系。其最突出特征是将希腊雕塑的写实技法与印度佛教题材结合，改变此前印度佛教以象征物（如莲花、法轮）代表佛陀的传统，首次创作出具象化的佛陀造像——面部轮廓接近希腊神像，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褶皱写实自然，同时保留佛教造像的庄严感。
随着丝路佛教传播，犍陀罗艺术沿陆路东传，经西域进入中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影响北方造像风格。至唐代，工匠在吸收其写实技法基础上，融入中原审美对造像进行本土化改造，比如将犍陀罗造像的深衣纹改为更贴合中原服饰的浅刻线条，使造像既保留异域艺术基因，又符合本土视觉习惯。隋代观音像（图4），造像细节的璎珞、服饰纹样，体现了隋至唐初佛教造像对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传承与演变。这些造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更是中外艺术交流的实物证明。
Figure 4: 隋代观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