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读《青年斯大林》读到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章节，一连串地理、人物与思想的疑问接踵而来。我好奇大会召开地伊斯灵顿Brotherhood教堂的背景，也想厘清白教堂、斯特普尼这些伦敦东区片区的真实面貌：这里聚集着十几万自沙俄逃亡而来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与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俄语与意第绪语在此通行，革命者的报到、住宿、地下交易都发生于此，而正式党代会却选址城北的伊斯灵顿，两地相距数公里，一边是鱼龙混杂的难民街区，一边是工人街区里租借来的教堂会场。
顺着教堂这条线索，我又追问会场背后的思想脉络。这座由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运营的教堂，先后经历华莱士、斯旺两任牧师，他们深受托尔斯泰主义与威廉·莫里斯思想的浸染。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寄希望依靠人的道德觉醒改造世界；而莫里斯，既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著作《乌有乡消息》构想了一个消灭私有制、劳动本身成为快乐的未来社会。
这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彼时的英国虽是资本主义社会，却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费边社改良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再加上流亡至此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想在此共存碰撞。牧师愿意把场地租给俄国革命者开会，却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路线。同一个"社会主义"名词之下，藏着改良与革命、暴力与非暴力、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巨大分歧。沙俄的革命者来到伦敦，得以公开辩论包括武装剥夺在内的重大议题，但身边不仅有同志，还有黑帮、流亡匪徒，以及沙俄奥克瑞纳安插的密探，外部监视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蒙蒂菲奥里, S. (2017). 青年斯大林 (徐展雄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