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筚路维艰》，能清晰看到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曲折历程，其中计划经济的思潮兴起、理论铺垫与实践尝试，是这段历程中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61年洋务运动正式启幕，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终结，近八十年的时间里，近代中国为挣脱半边缘化、衰败化的历史困局，尝试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多种非革命的现代化路径，这些路径大多走向失败。19世纪60年代起，秉持中体西用理念、仅学习西方器物技术而拒绝制度根本变革的洋务运动，长期推进三十余年，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宣告失败；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仅百余日便被封建顽固势力镇压；1901年开启的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作为晚清政府最后的自救式现代化尝试，因1911年皇族内阁暴露的虚伪本质失去民心，堵死了体制内改良的最后可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尝试效仿西方议会共和制完成现代化转型，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共和制度很快沦为军阀割据、政客争权的工具；与此同时，以张謇、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主导的实业救国道路，从清末延续至民国，始终困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艰难发展，难以形成支撑国家现代化的完整工业体系；1920至19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未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农村衰败的核心症结，无法挽救中国乡村的沉沦；1927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黄金十年建设与后续官僚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四大家族垄断国家资源、压榨民众的工具，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与解放战争的推进，这条现代化路径也宣告破产。
在中国，与现今思想界普遍认同市场经济的潮流相反，20世纪20～40年代，思想界盛行的是计划经济思潮，多数人相信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能助中国强大，饶荣春认为计划经济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希望，吴半农提出，拘泥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无异于白日做梦。这股思潮的席卷有其深刻背景，背后是复杂的国际变局与国内困局：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大萧条，工业产值暴跌三分之一、全球失业人数突破3000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公信力受到影响；而同期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产值逆势增长1.3倍，快速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这种强烈的制度对比，让计划经济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救国富国方案，也重塑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当时国内多数主流刊物都卷入了这场关于计划经济的大讨论，1933年《申报月刊》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在收录的16篇专题论文中，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超八成文章主张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就连以标榜自由主义为核心宗旨的《独立评论》，也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阵地，自由派领袖胡适曾感慨，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该刊核心撰稿人丁文江、蒋廷黻（fú）等人，公开主张以国家强力推行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以此实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起源于民国时期，其思想源头可直接追溯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早在1912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孙中山就已明确批判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竞争主张已然过时，直言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中完成了系统的《实业计划》，为中国构建了一套以国家为主导、涵盖10万英里铁路、三大世界级港口、四大水系水利与全品类重工业体系的工业化蓝图，明确提出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核心原则，主张铁路、矿山、航运等具有独占性质的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全部由国家经营管理，杜绝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生计，这也是近代中国首个系统性的国家主导工业化方案，为后续计划经济思潮的盛行与官方实践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这一思想被国民党政权继承，1935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同年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将计划经济建设与抗日救亡的国家目标直接绑定，让计划经济成为国民政府的官方经济纲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将计划经济主张转化为持续十余年的工业化实践，其核心载体便是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机构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职能与定位对标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计委，由翁文灏（hào）、钱昌照主持，最初核心任务是为对日抗战做国防经济准备，1936年出台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核定预算2.7亿元，重点在湘鄂赣等中部战略省份建设钢铁、有色金属、燃料、机械、化工等核心重工业项目。全面抗战爆发后，资源委员会主导了东部工业的大规模内迁，这一历史背景在影视剧中也有体现，比如《海上孟府》中，主角孟文禄的兵工厂从上海迁至武汉，便是为躲避日军、守护民族工业，与历史上武汉作为东部工业内迁重要中转站的定位高度契合，不过剧情未延伸后续工厂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情节，属于对历史的艺术加工，重点突出民族工业救国的内核。历史上，资源委员会主导的内迁最终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建成上百家国营工矿企业，形成了涵盖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的完整战时工业体系，支撑了八年抗战的物资需求。截至1942年，大后方国有资本在近代工业资本中的占比已攀升至70%以上，1947年国统区国有资本在钢铁、石油、电力、铁路等关键领域的占比超过90%，实现了国家资本对重工业与基础工业的全面主导控制，成为民国时期计划经济实践最核心的物质成果。
计划经济在这一时期拥有较强的社会吸引力，核心在于它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深埋心底的两个核心梦想：一个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强国梦，一个是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从强国梦的维度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快速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与国防工业体系，成为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而私人资本无力承担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建设任务，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全国有限的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这是当时思想界、政界乃至实业界的普遍共识；从大同梦的维度看，中国人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启现代化探索，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从未中断，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西方大萧条暴露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动荡等制度性弊端，让国人希望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弯路，而计划经济既能推进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又能兼顾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契合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大同社会理想。
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深厚的本土思想与实践基础，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铺垫。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有着充分的本土历史铺垫与社会认同基础。除了制度与思想层面的承接，民国时期计划经济实践留下的物质与人才资源，也直接融入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121家工矿企业、3万余名技术与管理人员几乎全部完整留用，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国营工业的核心基础，鞍山钢铁、本溪钢铁、玉门油田等关键工业基地，均脱胎于资源委员会的建设成果；孙越崎、钱昌照等资源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参与到新中国的工业规划与建设中，而由国家主导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共识，更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冲破阻挠回国效力，成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建国初期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多数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这一历史困境的核心症结，源于计划经济模式的固有制度短板。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凭借国家意志高效动员全社会资源，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阶段性目标，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逆势完成的工业化奇迹，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都表明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作用，但它难以解决资源的长期高效配置问题，运行过程中效率低下的弊端日益凸显，其深层根源集中在三个核心维度。其一，是集中决策与市场信息之间的固有矛盾，计划经济的平稳运行，依赖一份能够覆盖全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全环节的周密指令性计划，但在现实中，决策层难以获取支撑计划落地的完全、动态的市场信息，任何看似完备的行政计划，都难以适配瞬息万变的社会生产需求与民众多元化的消费偏好，也难以避免行政决策失误带来的巨额资源浪费，这是计划经济存在的技术性困境。其二，是内生激励机制的缺失，计划经济消除了市场竞争，叠加分配领域较为明显的平均主义，消解了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内生工作动力，磨灭了经济主体的进取心与创造力，让经济发展失去了最核心的内生动能，尤其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动力；为了弥补内生动力的缺位，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政治动员与思想教育，从外部为经济社会运行注入驱动力，这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运动频发的重要经济根源。其三，是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创新土壤的抑制，当全社会的核心资源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与控制，社会成员被固定在特定的地域、单位与身份体系之中，民众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时，付出了丧失个体自由选择的代价。马克思曾设想，消灭私有制后，人类将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建成自由人联合体；但现实的发展与理论设想存在反差，人们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却陷入了较为普遍的行政体制束缚之中，个人对国家高度服从又高度依赖，个体的自由选择空间有限，而缺乏竞争、缺乏选择的社会环境，也抑制了创新的核心动力。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提出，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存在三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英美法践行的民主道路、德日走上的法西斯道路，以及苏联与中国推行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各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形成逻辑，最终的成效与结局差异较大。其中，英美法民主道路源于其悠久的议会传统与市民社会基础，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步确立，强调权力制衡与公民权利，依托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德日法西斯道路根植于两国封建军国主义残余，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保留了大量封建势力，又因应对经济危机、争夺世界霸权的需求，逐步走向集权与扩张，形成法西斯统治；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则源于两国长期的封建压迫与民族危机，底层民众解放诉求强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通过革命打破旧有封建与殖民统治秩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站在当下视角回望，20世纪以传统社会主义方案探索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未能取得预期成功，若时至今日仍有人想用传统社会主义方案破解当前发展困境，是对历史的遗忘。但不应将20世纪这场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大试验，简单归为一段无意义的历史空白，社会主义当年何以兴起、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仍是值得后人深入探究的重要历史课题。人类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避免在极端之间来回摇荡，更应明确：传统社会主义试验的不成功，不代表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了意义。
各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局部改良、体制内温和改良与资产阶级共和方案的失败，表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近代中国，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根基的现代化尝试，难以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核心历史任务。在1861到1949年近八十年里，所有非革命的现代化道路均陷入绝境，革命化成为近代中国现实且可行的历史选择。
回望1861年至1949年的近八十年，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路径上的探索布满曲折，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学习到民国时期的计划经济实践，各类非革命的现代化尝试均未能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枷锁，最终走向困境。20世纪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的实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衰，更让我们看清，现代化没有固定模式，任何发展路径的选择，都需贴合本国历史渊源、社会现实与民众需求。传统社会主义试验的曲折，并非否定其追求的基本价值，而近代中国的探索经历，也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铭记这段探索历程，汲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既能让我们客观看待历史中的尝试与曲折，也能为当下的发展提供思路，让现代化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实。
参考文献：萧冬连. (2014).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