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联合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占有生产资料的群体更易形成稳定的利益同盟，而底层生产群体常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形成跨群体的协同行动。这一现象在近代文学创作、地方行政案例与社会调查记录中，均有对应的现实呈现。
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未聚焦于地主对佃（diàn）农的直接暴力压迫，而是呈现不同群体间的隔膜状态，包括不同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个体与群体隔阂。《祝福》中，祥林嫂与柳妈同属底层劳动女性，二者之间存在认知与立场的隔阂。这种同一阶级内部的分散状态，是底层群体难以形成协同行动的重要原因。
封建农耕时代，小农经济的分散属性，让底层农户以家庭或村落为基本生存单位，个体生存需求优先于群体协同。电视剧《太平年》中吴越国台州案的内容，可对应这一社会特征。吴越国官方已下达台州两年灾年赋税蠲（juān）免政令，地方官吏与乡绅势力联合推行先征后量的征收方式，逼迫无力缴粮的农户以田契抵押借贷，最终通过违约条款完成土地兼并。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吏、营田司、乡绅豪强、朝堂勋贵形成稳定的利益同盟，各环节参与者通过土地兼并与赋税征收获取收益，形成互相庇护的利益网络。而受灾农户的困境以家庭为单位呈现，不同农户的债务与田产状况各自独立，农户之间未形成跨村落的协同行动，最终被利益网络逐个影响。
1930年5月，毛在寻乌开展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形成8万余字的调查记录，系统呈现了当地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属客家人聚居地，宗族势力深厚，耕读传家是当地宗族的核心传统。调查内容显示，寻乌当地的地主阶层，依托宗族公田（包括学田、宾兴田）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宗族公田的收益，既用于资助本族子弟参与科举与学业，也成为地主阶层扩大土地控制、维系地方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大地主群体通过宗族纽带，与地方官吏、民间武装形成关联，巩固自身对土地与地方资源的控制。
寻乌当地的宗族结构，也对底层农户形成分化。宗族公田的资源分配，遵循血缘与性别层级，男性群体可获得公田收益的分配资格，女性群体普遍不具备分配权。部分中农与贫农群体，可通过宗族身份获得少量资源倾斜，进而与地主阶层形成依附关系。同时，当地贫农群体普遍存在口粮不足的生存困境，个体家庭的生存需求占据核心位置，难以形成跨宗族、跨区域的群体协同。调查记录显示，部分贫农因债务压力出现鬻（yù）儿的情况，这类困境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呈现，未形成群体层面的共同认知。
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生产资料的占有状态，直接影响不同群体的联合能力。占有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的群体，可通过血缘、姻亲、权力等纽带，形成稳定的利益协同，共同维护既有的资源分配模式。而不占有核心生产资料的底层群体，受分散的生产模式、信息壁垒、资源分配分化策略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的群体认知与协同行动。这种差异，是近代中国土地革命与社会变革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核心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