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主要探讨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从发起到终结的过程。作者萧冬连的分析深入到事件背后的多种因素、社会反响与结构性张力中。
一、 发起的考量：多重因素的结合
关于发起这场运动的考量，存在不同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其公开目标仅是一种表述，更深层的意图涉及内部调整，以应对之前的政策后果，如相关运动等（萧冬连，2022）。然而，作者指出，这种单一的解释难以充分说明为何要采取广泛动员社会的方式。相关决策的动机被认为是复杂的。一些历史记录显示，主要推动者曾表示出对身后历史评价的关切（萧冬连，2022，p. 78）。在1966年5月与外宾的谈话中，也流露出对政策方向可能发生变化的担忧（萧冬连，2022， p. 79）。这显示，长远布局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层面。
同时，作者分析了当时在建设路径上存在的不同侧重点：一种更侧重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另一种则更强调社会平等与公有化程度。后一种思路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非固定的派别分野，当主要决策者决定调整政策时，其他领导成员往往会跟进（萧冬连，2022）。这种情形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和认识有关。在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任何实践方法一旦被认为可能偏离这一方向，便会面临压力。
二、 社会动员：理念与现实因素的交织
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1966至1968年间，出现了众多群众组织。在初期，社会成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发性结社空间，这在之前并不常见（萧冬连，2022）。
社会成员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时宣传中倡导的某些平等理念，激发了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对于构建新社会模式的向往（萧冬连，2022）。另一方面，运动也反映了积累的一些社会现实矛盾。一些管理方法、作风问题与既有宣传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不满。许多人相信，通过参与运动能够推动社会向更理想的状态发展（萧冬连，2022）。
然而，运动的发展很快出现了与初衷不符的情况。各派组织在争夺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演变为激烈的冲突，甚至在许多地区发展为武力争斗。权力结构的变动导致了暂时的管理真空，使得派别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对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尽管有建立新领导机构的设想，但其普遍建立的过程耗时较长（萧冬连，2022）。运动持续的时间也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三、 秩序恢复与结构变化
运动的失序逐渐凸显。到1968年，决策层对初期学生领袖的态度发生变化，指出“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转引自萧冬连，2022）。随后，采取了派遣工作队进驻单位和组织城市青年前往农村等措施，即上山下乡，这些举措同时兼顾了社会安置和秩序恢复的需要（萧冬连，2022）。
为了稳定局势，先后开展了多项整顿工作。根据1980年相关部门的数据，在十年间经过正式程序处理的案件中，后来复查纠正的比例较高，这些案件大多集中在1968至1972年间处理，其中部分整顿运动期间的错案数量较多（萧冬连，2022）。
1969年召开的重要会议试图从组织上确立新格局，领导层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央机构中增加了来自基层和军队的代表。后者因在前期承担了部分维持地方运转的职责，影响力上升，在省级主要领导中占比较高，形成了特殊的权力结构（萧冬连，2022）。这次会议后，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有所显现。
四、 后续事件与最终收束
1971年发生的事件对整个局势产生了冲击。此后，决策者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当时为说明情况而下发的某些材料，其中包含的对社会问题的直接描述，反而在客观上促使一些人进行反思（萧冬连，2022）。
这一事件后，决策层面临着恢复常态运行与维护运动理念之间的平衡难题。权力架构再次调整，形成了不同的工作群体。决策者需要在不同群体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倚重部分老干部进行经济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也通过其他方式强调运动的延续性，并提拔新人以形成制衡（萧冬连，2022）。
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工作，其措施对前一阶段形成的某些局面有所改变。这引发了关于是否否定之前运动的争论。内部分歧加剧。1976年主要决策者逝世后，局势发生转变，持续十年的运动阶段宣告结束（萧冬连，2022）。
小结
本章表明，这一时期运动的发起，结合了对长远方向的考虑和对特定社会理念的追求，并在当时的环境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同。然而，大规模社会动员一旦启动，其发展往往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包括内部冲突和秩序挑战。后期发生的事件暴露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晚期的决策则需要在恢复运转与坚持理念之间寻找平衡。这段历史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经验与教训也成为后续发展的参考背景。
参考文献
萧冬连. (2022).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