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2014）在《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中，将“赶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第三次关键选择，梳理了建国初期中国在摆脱苏联模式束缚、追寻自主发展道路过程中的完整轨迹，既有积极探索的实践，也有违背规律的挫折，更体现一代人急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愿（萧冬连，2014，Chapter 3）。
赶超之路的开启，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密切相关。这一国际事件打破了各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启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进程（萧冬连，2014）。彼时中国领导人结合国内实际，展开了两方面富有价值的初步探索：在经济领域，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注重调整国民经济比例，着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改善民生，同时扩大地方自主权，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注入更多灵活性；在民主建设领域，鉴于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所凸显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积极探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路径，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重视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强化监督职能（萧冬连，2014）。
1957年波匈事件的爆发，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严重冲击，也让中国领导人产生强烈危机感，加之当时党内外积累的各类矛盾逐渐显现，相关运动派斗争随后开展，在实践过程中，斗争出现扩大化，此前的探索进程发生重大转折（萧冬连，2014）。对于当时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中国而言，追赶世界强国、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种“立国焦虑”促使领导层选择以“相关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发展路径，希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快速赶超，而这一选择的核心诉求之一，便是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当时高层明确提出，要让“大社”（后来发展为人民公社）超越苏联的集体农庄，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想色彩（萧冬连，2014）。两者的核心差异十分显著：在组织性质上，苏联集体农庄本质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仅承担生产职能，基层政治管理由村苏维埃负责，而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管理于一体，融合了农村政权与生产组织，这是苏联集体农庄从未有过的设计；在公有化程度上，苏联集体农庄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而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土地、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甚至尝试取消农民私有财产，公有化程度远超前者；在生产与生活上，苏联集体农庄仅围绕农业生产分工协作，农民生活以家庭为单位，而人民公社强调生产与生活一体化，兴办公共食堂等设施，推行集体生活，体现出共产主义萌芽的理想色彩；在发展目标上，苏联集体农庄核心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而人民公社除发展农业外，更被毛等高层赋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使命，试图逐步消灭三大差别，这是苏联集体农庄从未承载的目标；在政治功能上，苏联集体农庄主要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政治动员功能较弱，而人民公社是基层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动员的核心单元，确保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萧冬连，2014）。这种“超越”的初衷，是希望创造一种比苏联模式更具活力、更贴近“共产主义理想”的农村组织形式，但在实践中已显露出脱离实际的端倪，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几年辛苦，万年幸福，正是当时全国人民迫切愿望的集中体现（萧冬连，2014）。
这场赶超实践最终遭遇严重挫折，核心原因在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过于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损失，更引发了1958至1960年的大饥荒，给人民生活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萧冬连，2014）。作家杨显惠（2007）在长篇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中，便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还原了这场饥荒重灾区的真实图景，该书是其“命运三部曲”的第二部，耗时多年采访150多名幸存者，客观记录了甘肃省定西专区（现定西市）这一饥荒重灾区的孤儿生存状况。彼时，因饥荒影响，当地紧急成立专署儿童福利院及各级福利机构，共收容约5000名孤儿，这些孩子大多身体极度瘦弱，部分甚至无名无姓，被登记为“张送来”“党收容”等，孤儿院实行半工半读，大孩子开荒种地，小孩子接受基础教育，成为饥荒后的重要救济机构。但这段历史并非毫无积极意义，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思维简单评判。在当时中国物资短缺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整合劳动力资源，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发展优势，有学者认为，“相关运动”虽然遭遇挫折，但毛的发展思路仍有其合理性，美国学者杰克·格雷（Jack Gray）更是明确提出，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这一思路对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现实参考意义（萧冬连，2014）。
这一时期的建设实践中，一批重大工程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相继建成，正如萧冬连（2014）所提及，“相关运动”留下的“遗产”就包括大大小小的水库，还有一些标志性大工程，如林县红旗渠。林县红旗渠则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成为人工改造自然的奇迹（萧冬连，2014）。这些工程的建成，正是当时中国发挥人力优势和行政动员优势的具体体现，凝聚着那个年代人们的无私奉献，至今仍滋养着一方土地、传承着一种精神，无论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实践，后人都应对当时人们的奋斗与奉献怀有一份敬意。
萧冬连（2014）在书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并非预先设定的单线进程，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多种可能性做出的连续选择，赶超之路的曲折的探索，正是这种历史选择的生动体现。它留下的不仅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更让后人明白，任何发展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兼顾理想与现实，在探索中不断调整方向，才能真正实现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萧冬连. (2014).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