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户籍治理到流动人口社会的研究转向中，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以北京浙江村为田野样本，展现了改革开放后流动人口在行政体系约束下的自组织形态与商业网络特征，也揭示了中国城乡流动与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本文结合文本内容与历史背景，梳理浙江村形成的时代条件，分析其社会网络的运作特征，以及背后户籍制度与行政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浙江村形成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启市场化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虽未完全松动，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民工潮”的雏形。这一时期，沿海省份的民营经济率先发展，温州地区的小商品贸易从业者凭借地缘与亲缘网络，开始向北京等大城市聚集。
1980年代中期，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逐渐形成以温州人为主的聚居区，即浙江村。这一区域的形成，既源于北京作为首都的消费市场与交通枢纽优势，也得益于温州商人群体的商贸传统。彼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个体商户的经营活动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亲缘与地缘网络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规避经营风险的核心载体。而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仍以“收费-管控”为主，并未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使得浙江村的居民不得不依靠自我组织完成社区管理与商业协作。
到1990年代，浙江村的规模持续扩大，其商贸网络已辐射全国，成为北京小商品批发的重要集散地。但与此同时，地域化的行政体系仍以行政边界为核心划分治理权责，1995年北京政府对浙江村的清除行动，正是这种治理逻辑的直接体现——通过地缘边界的管控实现对流动人口的限制，而非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整合流动人口群体。
二、浙江村商业网络的运作特征
浙江村的商业活动深度嵌入亲缘关系，但当地从业者并未长期绑定同一亲戚合作，反而持续在新区域寻找新的商业伙伴，这一行为是其适应市场与治理环境的实践策略。
从商业逻辑来看，亲缘关系能为初期的商贸合作提供信任基础，减少信息不对称与违约风险，但长期合作易因利益分配的模糊性引发矛盾，进而破坏亲缘关系。适时更换合作对象，既能规避这类风险，也能让商业网络突破亲缘圈子的限制，向全国不同区域拓展。这种“嵌入与脱离的平衡”，使得浙江村的商业网络成为一个动态的关系丛，而非固定的实体组织。
从时代背景来看，1990年代中国的商品市场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与货源渠道差异显著。浙江村人持续寻找新伙伴，本质是为了获取新区域的市场信息、货源与销售渠道，这也是其能在全国小商品贸易中占据优势的关键。而这种网络扩张模式，也与当时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特征相契合——在制度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依靠自组织的网络形态适应市场变化。
三、户籍改革与治理逻辑的现实困境
项飚指出，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单纯依靠户籍制度的调整无法缓解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紧张。这一结论的背后，是户籍制度作为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改革无法脱离地缘化的行政治理逻辑。
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以静态的人口管控为核心，服务于农业社会的赋税与征兵需求；而改革开放后的户籍制度，虽逐渐放宽人口流动限制，却仍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绑定，成为地域化行政体系划分权责的工具。在这种治理逻辑下，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被城市吸纳，社会属性却因行政边界的限制被排斥。即便户籍制度有所调整，只要行政体系仍以地缘边界为核心实施管控，且国家对社会自治保持谨慎态度，流动人口的治理困境就难以根本解决。例如浙江村的大院模式本可成为政府与流动人口的中介治理载体，却因政府担心社会自治主体获取权力而被否决，这正是治理逻辑的核心矛盾所在。
结语
项飚对浙江村的研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流动人口在制度与市场之间的生存策略，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行政治理与社会自组织的张力。从户籍治理到流动人口社会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变革，更要重视基层社会的实践，流动人口的自组织网络并非对行政体系的对抗，而是对治理空白的补充，这种实践也为后续的流动人口治理改革提供了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