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聚焦北京南苑乡的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研究既反映了浙江村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生存与发展史，也折射了中国社会正规化进程中的群体能动性与利益重构史，更嵌入了改革开放后城乡关系调整、市场经济转型的宏大历史脉络。
历史背景
浙江村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政策调整和结构转型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放开农民跨区域流动，但严格限制其在城市定居，形成流动人口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分割：他们可在城市参与劳动力市场，贡献劳动力价值，但医疗、教育等社会权益需返回农村实现，且保障水平有限（项飚, 2000）。这一背景下，温州商户依托地域社会网络逐步进入北京南苑乡，开展低门槛商贸活动，自发形成浙江村。20世纪90年代，浙江村规模扩大，非正规经济特征凸显，多数家庭作坊未注册，治安和环境问题恶化，同时面临当地政府的多次清理，其中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通过没收工具、断水断电、强行驱逐等方式推进（项飚, 2000）。同期，区域内集体土地资产资本化改革同步启动，南苑乡果园行政村推行资产变股权、社员当股东模式，成立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土地资产，村民带股上楼并让出宅基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北京郊区不少小型国企破产，通过向浙江村加工户出租厂房支付职工基本收入，这一行为因利于国企改革和社会稳定未被政府阻止。2000年后，浙江村经营模式逐步转向资本投机，高档市场兴起，正规化进程加速；2010年后，金融类组织出现，2015年相关机构因经济波动陷入集体危机。这一系列发展轨迹，均嵌套在改革开放后非正规经济兴起、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
聚居区的自组织：大院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村面临外来犯罪团伙与内部吸毒群体的侵扰，治安问题突出，同时卫生状况恶化，而官方治理未覆盖该区域的核心需求。为应对生存挑战，当地商户中的大户自发兴建带围墙、可统一管控的大院，提供治安巡逻、水电配套、内部交通等服务。这类大院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公共管理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项目，与后来的房地产投资有明显区别（项飚, 2000）。刘世明牵头兴建的JO大院是典型代表，设计了一整套管理措施，也因此成为1995年大清理的重点对象。在清理过程中，大院股东还轮流彻夜巡逻，防止抢劫团伙趁人心不定作案。
这一自组织形成“小主外、大主内”的格局：普通商户依托地域网络向全国开展经营，大户则在社区内提供公共资源。这与海外唐人街等移民社区“小主内、大主外”的模式不同——后者中普通移民活动限于社区，领袖负责对外交涉，而“浙江村”的大户权威源于社区内部的资源供给能力，而非对外关系。
经营模式的演变：从实体经营到金融投机
“浙江村”的经营形态经历四个递进阶段：
代销：无资本门槛，商户依托熟人网络从亲友处获取服装货源，卖出后再结算货款，仅收取佣金，是浙江村早期的普惠性经营方式，也是很多新来者的第一份职业，支撑了平铺式发展模式；
经销：2000年后高档市场形成，代销被禁止，商户需提前垫付资金进货，经营门槛与风险显著提升。此时全国经济低迷，下家普遍欠账，进一步加大了经销的资金压力；
炒门面：商户认购摊位的动机从自主经营转向高价转租、转卖，摊位从经营载体变为资产投机工具。早期温州商户承租或购买的大部分摊位，后来多转租给全国各地经营者，形成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经营逻辑；
担保公司：2010年后，少数大户成立担保公司，通过两种模式运作：一是合伙在银行存款1000万以上，为其他企业和个人贷款提供担保并收取贷款额度3%的佣金；二是以自有存款为抵押从银行贷款，再转借给第三方收取高额利息，实质成为正规名义下的高利贷组织。2015年，受整体经济不稳定影响，村内10家担保公司全部面临危机。
这一过程中，资本的投机属性持续强化，实体经营的功能逐步弱化。值得注意的是，资产经营和投机还刺激了金融活动之外的大额度赌博行为，参与人数和涉及金额不断扩大，影响浙江村经济运行。不过，服装加工这一实体生意仍保障了浙江村经济的相对稳定，加工户被认为老实本分，注重实际收益，与市场和矿产投资者的资产倒腾逻辑形成对比。同时，风险从个体经营风险逐步升级为系统性的金融债务风险，最终引发担保公司集体危机。
浙江村的正规化实践与精英转型
1995年大清理后，浙江村的正规化进程加速，不仅体现在经营模式上，更渗透到生产体系、组织形态和精英构成等多个层面，同时伴随群体能动性的变化。
生产体系方面，2000年后，雇工少于十人、专业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规企业。这一转变并非自然演化，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大清理打断、稀释了原来的合作网络，很多作坊迁至大兴县，无法随时与其他作坊协作，只能将生产过程内部化、一体化；二是大清理后非正式批发市场大幅萎缩，市场正规化要求产品有正式注册的商标和生产厂家，而大兴县政府2000年初提出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策，也鼓励企业申请执照和注册商标，形成过度正规化现象，一个企业可能注册多个商标，一种服装风格就对应一个商标；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带来的机遇，破产小型国企通过出租厂房给浙江村加工户获得收入，加工户得以优惠条件获得紧缺生产用地。不过，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并未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几乎未与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付酬方式从月工资为主转为完全计件付酬，雇佣关系持续时间缩短，工人流动性增强，工资看似不低但稳定性差，工人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不受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
组织形态与精英转型方面，浙江村大人物的角色和权威基础发生显著变化。早期大人物的权威源于群众威望，靠“系”的运作形成影响，“系”是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叠加，权威形成也是平铺式的。当时呈现小主外、大主内的格局，普通商户面向全国做生意，大人物在社区内提供公共资源，与海外唐人街小主内、大主外的模式形成对比。1995年大清理打破了这一格局，大型市场成为大人物唯一的经营项目，盖市场依赖资金、胆量和与当地政府及国企的紧密关系，手段变得重要，权威基础从群众声望转为个人化的竞争性势力。更显著的变化是大人物纷纷入党，2001年乐清市撤销驻京办后，其功能由党委替代，党支部成为浙江村号召力最强的组织。到2015年底，浙江村有1400名乐清籍党员，12个支部。党支部活动限于成员内部，包括政策学习、接待政府官员、捐款建希望小学、协助截留上访人员等，成为精英圈子形成的基础。大人物入党旨在获得高层社会认可，建立政治高层关系，党员身份带来的特殊感觉也被重视，党支部书记甚至成为部分大人物眼中最重要的身份。这一过程中，大人物的草根性减弱，形成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间的关系远比精英与群众的关系重要。
项飚的研究反思
项飚后期对自身研究进行了多方面修正，核心是对正规化后果、市场机制认知和人的复杂性的重新审视：
对市场机制认知片面：早期对市场机制认识过于乐观简单，以为引入市场机制就能解决各类问题，强调浙江村网络代替企业的市场化特色，将1995年后正规企业兴起视为市场经济的进步，未意识到二者逻辑矛盾和转变的社会后果。后来认识到，当时被视为市场规律体现的广泛合作和充分交易，实际是浙江村群体社会性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反市场；
忽视人的复杂性：此前未关注浙江村人对体制承认的渴求，同时过度重视户籍身份，将破除城乡身份区隔当作终极目标，未充分意识到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靠人的社会能动性——即集体式创新和抵制区隔、攫取的能力，且正规身份可能弱化这种能动性；
线性认知偏差：曾将浙江村的变迁视为从非正规到正规的单向过渡，实际其发展是群体能动性与体制区隔、资本攫取之间的持续斗争，因此未认真探讨如何激发积极潜在可能、防止消极倾向的实践方向问题。
结语
《跨越边界的社区》并非单一聚居区的变迁记录，而是嵌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转型、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正规化进程的微观切片。它呈现了浙江村从非正规聚居区起步，通过自组织应对生存挑战，在政策调整与市场转型中经历经营模式、生产体系、组织形态全面转变的过程，也揭示了正规化进程中利益重构、群体分化、精英转型的深层逻辑，以及人的社会能动性在结构约束中的困境。项飚的研究反思更提醒我们，社会变迁并非单向线性演进，而是主体与结构持续博弈的过程，对非正规与正规的关系、身份与能动性的关联，需要超越简单化认知，回归对人的复杂性和实践过程的关注。
参考文献
项飚. (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