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聚焦北京南苑乡的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研究既反映了“浙江村”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生存，也折射了中国社会正规化进程中的群体能动性与利益重构。
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策放开农民跨区域流动，但限制其在城市定居，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被分割：他们可在城市参与劳动力市场，但医疗、教育等社会权益需返回农村实现（项飚, 2000）。在此背景下，温州商户逐步进入北京南苑乡，依托地域社会网络形成“浙江村”，开展低门槛的商贸活动。20世纪90年代，“浙江村”的治安与卫生问题恶化，当地自发形成自主管理的聚居空间；1995年，官方对“浙江村”实施大清理，同步推动区域内集体土地的资产资本化改革；2000年后，“浙江村”的经营模式逐步转向资本投机；2010年后，金融类组织出现，2015年相关机构因经济波动陷入集体危机。
聚居区的自组织：大院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村”面临外来犯罪团伙与内部吸毒群体的侵扰，官方治理未覆盖该区域的核心需求，当地商户中的大户自发兴建带围墙、可统一管控的大院，提供治安巡逻、水电配套、内部交通等服务。这类大院并非地产投资项目，而是以满足公共管理需求为核心的社会项目（项飚, 2000）。
这一自组织形成“小主外、大主内”的格局：普通商户依托地域网络向全国开展经营，大户则在社区内提供公共资源。这与海外唐人街等移民社区“小主内、大主外”的模式不同——后者中普通移民活动限于社区，领袖负责对外交涉，而“浙江村”的大户权威源于社区内部的资源供给能力，而非对外关系。
经营模式的演变：从实体经营到金融投机
“浙江村”的经营形态经历四个递进阶段：
代销：无资本门槛，商户依托熟人网络代销外地服装，仅收取佣金，是“浙江村”早期的普惠性经营方式；
经销：2000年后高档市场形成，代销被禁止，商户需提前垫付资金进货，经营门槛与风险显著提升；
炒门面：商户认购摊位的动机从自主经营转向高价转租、转卖，摊位从经营载体变为资产投机工具；
担保公司：2010年后，少数大户成立担保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转贷赚取高额利息，资本彻底脱离实体经营，转向金融空转。
这一过程中，资本的投机属性持续强化，实体经营的功能逐步弱化，风险从个体经营风险升级为系统性的金融债务风险。
项飚的研究反思
项飚后期对自身研究进行了修正：
忽视人的复杂性：此前未关注“浙江村”人同时存在自主经营与寻求体制承认的双重诉求；
误判发展核心：曾将破除城乡户籍区隔视为终极目标，实则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社会能动性——即集体式创新与抵制攫取的能力，而正规身份可能弱化这种能动性；
线性认知偏差：曾将“浙江村”的变迁视为从非正规到正规的单向过渡，实际其发展是群体能动性与体制区隔、资本攫取之间的持续斗争。
结语
《跨越边界的社区》并非单一聚居区的变迁记录，而是呈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群体在正规化、资本化进程中的自主实践、利益分化与能动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