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斩杀线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史到新自由主义史的制度惯性产物。这一机制的历史脉络，藏着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关键逻辑。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渗透（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Herbert Spencer 的“适者生存”理论被引入社会领域，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自然淘汰法则，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失败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思想为美国斩杀线的底层逻辑，将个体经济失败归咎于自身不适应，而非社会结构问题。当时，美国工业资本快速扩张，资本家借由这一理论，合理化对劳工的剥削，认为贫困者是不适应社会竞争的群体，无需给予过多救济。
二、大萧条后的福利尝试与制度回摆（20世纪30-70年代）
大萧条的爆发，让美国社会短暂反思丛林法则的弊端。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推出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如《社会保障法》，试图建立基础的社会安全网。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回摆。随着经济滞胀，新保守主义兴起，认为福利制度滋生惰性，主张回归自由市场。这种思潮为斩杀线的强化提供了土壤，即重新强调个体责任，削弱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缓冲。
三、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强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
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铺开，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放松金融监管。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风险缓冲机制被进一步削弱，个体面临的经济冲击愈发直接。例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让普通家庭一旦遭遇意外，极易跌入斩杀线以下。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将一切商品化，社会关系被简化为市场交易，个体生存完全绑定于市场竞争力。这种制度设计下，斩杀线成为筛选有效消费者和无效人口的隐性工具，其历史惯性延续至今。
为什么有效？
从现实逻辑看，美国斩杀线是绝对公平（社会达尔文主义、奥派经济学底层逻辑）的产物。当个体失去为经济创造价值的能力（如破产、无法维持生计），社会会通过信用记录、就业限制等手段将其过滤，认为纳税人的资源应只流向仍在创造价值的人，而非失去动力的齿轮。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优缺点。在筛选层面它有一定效果，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比如企业招聘时，在有斩杀线的环境下，尽责的良币能获得岗位，而秉持享乐主义或缺乏规划的人会被排在后面。但它缺乏人文色彩，对遭遇大病等小概率意外的人群缺乏缓冲，本质是社会达尔文式的丛林法则。
从中美对比视角观察，美国人对这套系统已习以为常，认为被淘汰是个人无能，与社会无关。而国内因没有类似斩杀线，企业更易雇佣不负责任的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且善良人需为一些不当行为承担后果，执法者劝诫成本高，看似文明却让好人买单。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提供伦理依据，到新自由主义为其注入制度动能，再到现实中呈现的运行逻辑，美国斩杀线的历史与实践，是一部市场逻辑不断塑造社会规则的历史。这种机制的存在，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产物，也反过来塑造着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生存规则，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社会治理模式的得失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