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转变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到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现代法治完善。
管辖规则的细化指向程序运行的规范性约束，构筑现代刑事司法的程序正义基础。早期刑事司法实践中，管辖规则的弹性空间较大，部分案件在二审发回重审后，出现检察机关撤回原起诉，再向原一审法院的下级法院重新提起公诉的情况。这种操作通过调整审理法院层级试图影响案件走向，缺乏明确程序规制，不仅可能弱化案件审理标准，也为司法公正埋下隐患。
针对此类管辖规避问题，刑诉法第 2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条）作出明确规范：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后，又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的，下级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层报原第二审人民法院；原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决定将案件移送原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人民法院审判。该条款通过设定层级上报与上级指定的核心程序，封堵了随意变更管辖的漏洞，强化了管辖规则的刚性约束，确保案件审理法院的层级匹配性与程序正当性。
朱明勇在《无罪辩护》中详述的浚县（jùn）马廷新案，虽以疑罪从无为核心裁判依据，但案件审理过程中管辖的稳定性，同样是公正裁判的重要保障。若此类案件存在管辖随意变更的可能，证据不足的核心争议点可能被程序乱象掩盖，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地也会受阻。《刑诉法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制对象，正是通过程序规范压缩此类不当操作空间——当管辖调整必须经原二审法院审查把关，案件便难以通过降低审理层级弱化证据标准，这与疑罪从无对证据确实充分的严格要求形成制度互补，共同守护司法公正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