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所著《探路之役：1978-1992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2019），以详实的历史细节与深度分析，勾勒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初期路径。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拆解改革启动的动因、关键领域的突破与理论共识的形成，揭示了中国改革 “渐进式突破” 的内在逻辑 —— 既源于对历史困境的反思，也依赖于实践探索与政策调整的动态互动，更离不开对外部经验的借鉴与本土实际的结合。
一、改革的缘起：历史反思与经济困局的双重推力
中国改革的启动，并非偶然的政策转向，而是 “文化大革命” 后历史反思与经济危机叠加的必然结果。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与 “四人帮” 被粉碎，标志着持续十年的 “文革” 终结，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政治动荡，更触发了全社会对发展道路的集体反思（萧冬连，2019）。书中提及，“文革” 期间的政治运动导致党内思想混乱、社会阶层普遍受损，1971 年 “九一三事件” 与 1976 年 “四五运动” 进一步动摇了 “文革” 的合法性，促使党内外开始追问 “中国向何处去”—— 这种反思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深陷 “文化大革命” 的泥沼，社会秩序紊乱，经济发展滞缓，民众生活困苦。1971 年的 “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篡权，阴谋败露后叛国出逃，最终机毁人亡。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极大地冲击了 “文革” 所构建的思想体系，让民众对 “文革” 的正确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1976 年的 “四五运动” 同样影响深远，清明节期间，广大民众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张贴诗文等形式，悼念总理的同时，强烈表达对 “四人帮” 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愤慨 。这两场重大历史事件，一前一后，层层递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一步动摇了 “文革” 的合法性根基，使得党内外各界人士开始深度反思，急切追问 “中国向何处去”，这些深刻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洪流，为日后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经济层面的困境则成为改革的直接压力。197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陷入 “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 的怪圈，财政连续三年赤字，“文革” 对经济的损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 30 年基本建设投资的 80%（萧冬连，2019）。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两亿农民未解决温饱，城市居民工资长期冻结、生活消费品凭票供应，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等待就业（萧冬连，2019）。这种 “爆炸性” 的经济困局，使得 “勒紧裤带” 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倒逼决策层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最初动力还来自农村政策的悄然转向。1977 年，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四川省委随后跟进类似政策，通过提高农民收益、放宽经营限制激活农村经济（萧冬连，2019）。这些地方试点虽未直接提出 “包产到户”，却为后续农村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也印证了改革 “从基层突破、自上而下认可” 的典型路径。
二、农村改革：市场化的 “先行试验区”
在《变革中国》的叙事中，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并非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一场由农民、待业青年等 “边缘群体” 发起的 “边缘革命”。科斯与王宁（2015）将其称为 “中国改革最具迷惑性却又关键的特征”—— 这些在计划经济中被忽视的力量，最终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
农业改革的突破就是典型例子。官方叙事中，安徽小岗村的 “包产到户” 是农业改革的起点，但书中揭示，早在小岗村之前两年，四川九龙坡村就已悄然实行类似制度（Coase & Wang, 2015）。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集体耕种的低效让农民早已心生不满，“包产到户” 在贵州、甘肃、内蒙古等地均有萌芽（Coase & Wang, 2015）。这些自发的改革之所以能存活，本质上是因为 “集体经济已经失败的地方，去集体化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制度”—— 在贫困地区，集体生产本就名存实亡，包产到户反而能解决温饱问题（Coase & Wang, 2015）。直到 1982 年，中央才正式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定为基本国策，此时，民间的实践早已为政策落地铺平了道路。
《探路之役》指出，农村改革并非预先设计的 “突破口”，而是农民实践与地方开明领导互动的结果，却最终成为推动全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力量。1978 年后，随着农村政策放宽，安徽、贵州等地农民开始秘密尝试 “包产到户”，尽管初期遭遇意识形态争议（如担心 “冲击集体经济”），但实践效果显著 —— 粮食产量提升、农民收入增加，使得这一模式逐渐获得认可（萧冬连，2019）。
1980 年成为农村改革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邓小平明确表态 “农业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放宽政策，包括可以包产到户”，随后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75 号文件），正式承认少数地区 “包产到户” 的合法性（萧冬连，2019）。到 1983 年，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放宽限制，“包产到户” 在全国推广，成为农村主要经营模式。书中数据显示，这一改革直接推动了农业超常规增长：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统购派购数量减少，叠加化肥投产、良种推广等物质投入，农村经济活力显著释放（萧冬连，2019）。
农村改革的溢出效应更为深远。一方面，家庭承包制释放出约 1.3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兴起 ——1978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仅 152.4 万个，到 1984 年总产值增长 41%，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萧冬连，2019）；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提升带来的剩余资金（1983 年底农民储蓄存款达 228 亿元）与市场需求，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城市市场化改革提供了 “需求端” 支撑（萧冬连，2019）。
三、价格双轨制与城市改革：在 “摸着石头过河” 中探索
1985 年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核心矛盾集中在价格体系与企业自主权上。由于计划经济下价格长期扭曲（如生产资料计划价远低于市场价），企业 “苦乐不均”、财政补贴负担加重，价格改革成为城市改革的核心议题。《探路之役》详细记录了 “价格双轨制” 的形成过程：1985 年，决策层放弃 “一次性调价” 的激进方案，转而采取 “计划内定价 + 计划外市场价” 的双轨模式，允许企业自销产品按市场定价销售（萧冬连，2019）。这一过渡性策略虽缓解了价格扭曲，却也因 “官倒” 现象引发争议，为后续 “价格闯关” 埋下伏笔。
企业改革则围绕 “放权让利” 展开。1978 年后，四川率先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利润、自主安排生产；198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推动 “利改税” 与承包制试点（萧冬连，2019）。书中指出，这些改革虽在短期内激活了企业活力，但未能根本解决 “政企不分” 问题 —— 国有企业仍依赖财政补贴，缺乏预算硬约束，出现 “税利截留、奖金滥发” 等现象，反映出局部改革与旧体制的深层矛盾（萧冬连，2019）。
城市改革的另一重要探索是 “经济特区” 的设立。1979 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政策吸引外资（萧冬连，2019）。尽管特区建设初期面临 “是否滑向资本主义” 的争议，但 1984 年邓小平视察特区后，决策层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形成 “特区 — 沿海开放城市 — 沿海开放区” 的开放格局，为后续融入全球化奠定基础（萧冬连，2019）。
四、突破临界点：从 “商品经济” 到 “市场经济” 的理论跨越
19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改革遭遇 “姓社姓资” 的意识形态争议，市场化方向面临质疑。《探路之役》将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视为改革 “越过临界点” 的关键事件。在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打破了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萧冬连，2019）。这一表态不仅平息了争议，更直接推动中共十四大在 1992 年正式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目标模式 —— 允许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标志着中国改革从 “摸着石头过河” 进入制度性构建阶段（萧冬连，2019）。
这一理论突破的背后，是实践积累与理论探索的长期铺垫。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合法性（萧冬连，2019）；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为改革中的 “非公有制经济”“市场调节” 等做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萧冬连，2019）。书中强调，这些理论进展并非 “顶层设计” 的结果，而是对农村改革、特区实践、企业试点等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中国改革 “实践先行、理论跟进” 的鲜明特征。
五、结语：探路之役的历史启示
《探路之役》通过梳理 1978-1992 年的改革历程，揭示了中国市场化转轨的核心逻辑：它不是 “休克疗法” 式的激进变革，而是 “体制内双轨过渡与体制外市场发育” 的结合，是 “地方试点与中央认可” 的互动，也是 “借鉴外部经验与立足本土实际” 的平衡（萧冬连，2019）。这里提到的 “休克疗法”，原是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设计的应急方案，其核心在于通过 “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 三位一体的激进改革，快速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在 1992 年开始全面实施 “休克疗法”。当时，苏联遗留的计划经济体制积弊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物资短缺、财政赤字庞大，新独立的国家迫切希望摆脱困境，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在西方经济顾问的推动下，俄罗斯采取了包括一次性放开物价管制、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快速开放国内市场等措施。然而，这种激进改革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反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等问题，使得俄罗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相比之下，中国这段历史表明，改革的突破往往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 从解决农村温饱到缓解企业活力不足，从突破价格扭曲到应对意识形态争议，每一步都围绕 “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 这一核心目标。
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还原了改革初期的复杂决策过程，更揭示了 “渐进式改革” 的优势与挑战 —— 前者在于降低风险、凝聚共识，后者则体现为改革的 “滞后性” 与 “碎片化”。这种历史视角，为当下深化改革、应对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照。
参考文献
萧冬连. (2019). 探路之役：1978-1992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oase, R. H., & Wang, N. (2015). 变革中国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