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毛泽东文集》中的《寻乌调查》，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本文内容解读旧中国农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与民间融资形式的本质。
《寻乌调查》是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开展实地社会调查后，于1931年整理完成的8万余字文献，系统呈现了旧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经济剥削模式与民间社会生态。这一调查基于大量一手访谈与实地观察，其中关于“卖儿子”的悲剧与“打会子”的民间融资形式，成为解读旧中国农村绝境的关键切口。
一、 旧中国赣南农村的生存绝境：“卖儿子”现象
《寻乌调查》中记录的“卖儿子”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赣南农村底层农民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的必然结果。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多重剥削体系的叠加与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
从剥削结构来看，旧中国寻乌农村的地主阶级通过23种具体方式对农民实施盘剥，核心包括高额地租、利滚利的高利贷与苛捐杂税。地租多采用分成制，农民辛苦耕种的粮食，大部分被地主剥夺，调查显示近40%的农民“刚打下禾就没饭吃”（刚收割完水稻，就已经没有粮食可吃了）；高利贷的利率极高，一旦农民因灾荒、疾病等意外借入资金，便陷入“借一还二”甚至“借一还三”的利滚利陷阱，短期内便无力偿还；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带来的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农民的劳动所得被彻底榨干，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
在这种背景下，“卖儿子”成为部分农民的无奈选择。这种交易多以“过继”为名，实则为赤裸裸的人口买卖，价格在100至300元不等，甚至出现一户农民“卖五个儿子”的极端案例。更残酷的是，债主会在农民卖儿子获得资金后立刻上门逼债，因为他们清楚，这是农民唯一能拿出资金的机会。调查数据显示，寻乌每百户人家中就有十家卖过儿子，全县范围内此类悲剧数量庞大，直观呈现了旧中国农村“人吃人”的阶级压迫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本质上是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脱节的体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农村经济无法摆脱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外部列强的经济掠夺，农民失去土地与生产资料，只能在绝境中挣扎，卖妻鬻子成为无法逃避的悲剧。
二、 民间融资形式“打会子”：从互助到剥削
与“卖儿子”的绝望形成对照的，是寻乌农村存在的“打会子”（又称“合会”）民间融资形式。这一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植根于旧中国农村缺乏现代金融体系，其本质是熟人社会内部的互助性资金聚合模式，却最终因制度缺陷走向异化。
1. “打会子”的起源与参与群体限制
旧中国农村没有正规的银行、信贷机构，农民遇到娶媳妇、办丧事、偿还债务、小规模经商等需要大额资金的急事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打会子”作为熟人圈内部的互助形式应运而生，核心逻辑是通过多人凑集资金，帮助其中一人解决燃眉之急，后续再通过轮替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资金支持。
但“打会子”并非所有农村群体都能参与，而是存在严格的阶级与信用门槛。调查明确记载，富农阶层因自身资金充裕，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融资；而极贫的贫农因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偿还能力，没有足够的信用背书，根本无法邀请到他人加入自己发起的“会”；只有中农、半自耕农（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有农具的佃农以及无破产风险的小商人，才有资格参与“打会子”，核心原因是这部分群体具备一定的偿还能力，能够保障“会金”的支付与利息的兑现。
2. “打会子”的核心规则
寻乌地区的“打会子”有明确的运作规则，核心围绕“会头”组织、“会金”缴纳、“标利”竞争与资金轮替展开，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发起与参与机制。“打会子”由“会头”（组织者）发起，“会头”通常是在熟人圈中具备一定信用与号召力的人。发起后，“会头”邀请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加入，所有成员共同约定“会金”（每人每次需要缴纳的资金数额）与周期（资金凑集与轮替的时间间隔）。
二是具体类型划分。根据周期不同，寻乌的“打会子”分为五种，分别是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按月凑集资金）、四季会（按季度凑集资金）、隔年会（跨年凑集资金），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资金需求场景，比如月子会周期短，适用于急需小额资金的情况，长年会则适用于需要大额资金的长期规划。
三是资金分配与利息规则。所有参与者按约定周期缴纳“会金”，形成一笔聚合资金。想优先拿到这笔资金的参与者，需要通过“标利”的方式竞争——即承诺向其他参与者支付更高的利息，这笔利息由未优先拿到资金的参与者平分。优先拿到资金的人，在后续每个周期缴纳“会金”时，除了支付约定的“会金”本金，还需额外支付之前承诺的“标利”，直到所有参与者都轮替一次拿到聚合资金，整个“会”的周期才结束。
3. “打会子”的性质异化：从互助到剥削的转变
“打会子”的初始逻辑是熟人社会的互助救急，解决了农村群体的小额资金周转需求。但在旧中国农村的经济环境中，这一形式逐渐发生异化。核心原因是“标利”缺乏合理管控，部分参与者为了优先拿到资金，会承诺极高的利息，导致后续需要持续支付沉重的利息负担。对于本就资金紧张的参与者而言，高额“标利”不仅没有解决生存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使得“打会子”从原本的互助形式，逐渐演变为新的剥削手段，底层参与者往往因支付利息而陷入更深的贫困。
结语
《寻乌调查》中关于“卖儿子”与“打会子”的记录，并非单纯的现象罗列，而是通过实证材料揭示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剥削本质。这些记录证明了底层农民的绝境并非个人命运的偶然，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阶级结构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些调查成果也为中国革命路线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明确了农民群体的革命地位，直接推动了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通过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困境。
从民间融资的角度来看，“打会子”的异化过程也揭示了缺乏规范与保障的民间融资形式的天然缺陷。在缺乏外部监管与信用体系支撑的情况下，互助性融资极易走向异化，成为剥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