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调查所处的1930年代初，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赣南、闽西、粤北交界区域成为红军活动的核心区域，而如何在这一复杂的边界地带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寻乌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其记录的内容不仅呈现了寻乌本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更折射出整个闽粤赣边界地区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导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土地革命探索阶段转型的具体样貌。
寻乌地处江西东南部，与福建、广东接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三省物资流通的重要节点，也造就了独特的社会结构。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占寻乌后，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通过召开十多天的调查会、走访商铺与乡村等方式，完成了对寻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全面调查。此次调查的直接动因，源于此前红军在信丰县城因照搬农村没收财产做法导致城市混乱的教训，亟需通过深入调查明确边界地区的阶级关系、土地状况和城乡经济特点，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提供依据。
从调查记录可见，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土地主要集中在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手中。公共地主的土地多为祠堂所有，祠堂在当地社会中兼具经济分配与教育支持功能，过年过节会向族中男子分配谷肉，部分族中寡妇也能获得分配，同时还会供给族中子弟学费支持其进入大学深造。个人地主则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三个层级，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其中大地主收租五百石（dàn，容量单位，1石=10斗）以上，如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收租一万石左右，资产共计三十万元，曾长期掌控寻乌实权；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他们除占有土地外，还通过高利盘剥、农产物加工售卖、囤买囤卖等方式积累财富。
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严重的阶级剥削，贫农成为最主要的受剥削群体。调查明确，不够食的农民即为贫农，其贫困根源在于剥削，且贫农内部还可细分为四个不同阶层。极端贫困下，贫农卖儿子的现象较为普遍，债主在得知贫农卖儿子后会急于上门讨债，形成“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残酷现实。这种剥削关系引发了贫农强烈的反抗诉求，“平田”和“彻底废债”成为土地斗争中的核心口号。调查指出，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平分富裕自耕农的田产与谷物、废除其债务，是争取广大贫农群众的重要农村斗争策略。
寻乌的商业与社会风气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衰退与阶级地位变动。十年间，商人嫖娼比例从最高降至最低，核心原因是生意衰退；豪绅则因包揽官司牟利，常年居住妓家，嫖娼比例升至最高；“毕业公司”等学校兴起后，脱离家庭的豪绅子弟因寂寞频繁涉足娼妓场所。商业衰退与豪绅势力的膨胀相互关联，豪绅通过包揽官司，将乡下人一百元诉讼费用中的八十元据为己有，既积累了财富，也强化了对基层的控制。
这一时期的寻乌还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力量博弈。当地的势力代表包括谢杰、王菊圆、谢嘉猷等人。谢杰为江西陆军学校毕业，曾担任赖世璜的师长，后在上海组织赣南钨矿会，主张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并积极“剿共”。王菊圆为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在澄江圩（wéi）经营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通过免费向流氓提供鸦片烟获得拥护，进而操控地方势力，打击与自己有利益冲突者。谢嘉猷曾担任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同样属于改组派，曾消灭红军五十团第一营，红军五十团参谋长邝才诚在澄江被其捉获后杀害。
红军五十团的历史背景可追溯至1930年初，由兴宁、平远、龙川县的赤卫模范队与赣南红二十一纵队合编而成，初期兵力约500余人，邝才诚任参谋长。1930年3月下旬，红五十团在攻打寻乌澄江圩据点时因对敌情估计错误，团以上领导全部牺牲。此外，调查中提及的三二五暴动，发生于1928年3月25日，由古柏、潘叶煌等领导，是震惊赣闽粤三省的农民武装暴动，寻乌第一个红色政权——寻乌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在此次暴动后宣告成立，共产党员刘维炉、刘维锷在此次暴动中被杀。
教育领域也呈现出鲜明的阶级分化。寻乌的三十名大学生中，大多数出身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出身的仅五人。其中，刘维炉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刘维锷就读于北京大学、邝才诚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三人皆为共产党员；邝世芳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思想革命，这五人皆由祠堂供给学费。而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名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则全部反动，主要代表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毕业，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毕业，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毕业，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当时均在寻乌活动，其余则多在外属于蒋介石派，且十分之八的大学生选择读法科，反映出地主阶级子弟对政治权力的追求。
寻乌调查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闽粤赣边界乡村社会的鲜活细节，更在于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实证。调查中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斗争策略，为后来“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调查所体现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务实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