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土地革命的实践到革命调研的方法论，《毛文集》收录的《寻乌调查》以详实的县域社会记录，成为分层思想在革命实践中运用的典型案例。1930年前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土地革命进入深化阶段，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准确认知成为制定政策的关键前提，《寻乌调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县域社会深度调研。
一、《寻乌调查》的核心历史背景
1. 调查的时代契机与区域选择
1930年4月，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后，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将农村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的办法直接应用于城市，导致商店关门、商人停业，引发群众不满。这一事件让毛意识到城乡情况的差异，亟需通过深入调研掌握城市与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适配的政策。同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这座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县域，东临福建武平、广东平远，南毗广东兴宁、龙川，西连江西安远、定南，北接会昌，交通便利且商业形态多样，土地关系复杂，又属客家人聚居地，其政治经济状况与周边三省交界县域具有共性，成为了解城乡社会的理想样本。此次调查持续20余天，1931年2月，毛在宁都县小布镇将调查成果整理为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2. 土地革命深化的现实需求
1929年至1930年间，赣南闽西的土地革命进入关键阶段。1929年4月，毛主持制订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修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在吉安召开会议，决定深入推进土地革命，兴国等六县随后全面展开分田运动。随着土地斗争的推进，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逐渐显现，贫农对平田、废债的诉求日益强烈，富农、地主等阶层的态度直接影响运动走向。此前的调研多存在阶层分析模糊的问题，无法 准确 匹配政策制定需求，这使得以分层思想为核心的精细化调研成为必要。
3. 调查的实施基础与地方语境
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为调查提供了关键支持。古柏是寻乌本地人，1925年入党，1928年3月参与领导寻乌三二五暴动，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在古柏协助下，毛组织了包含当地干部、老店主、穷秀才、失业小官吏等不同阶层代表的调查会，其中郭友梅、范大明等熟知商业状况的人士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调查会持续十多天，覆盖行政区划、土地关系、商业贸易、社会风貌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的县域社会认知。此外，寻乌作为客家聚居地，宗族势力深厚，耕读传家是当地宗族的核心传统，许多宗族通过学田、宾兴会等形式资助子弟读书。宾兴会是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集资助学组织，多以宗族祠堂为依托，通过募捐或族产（如宾兴田）产出筹集资金，核心用途是资助本族贫寒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或就读学府，解决路费、学费等开支，这一形式在客家地区较为普遍，既契合宗族“光宗耀祖”的诉求，也推动了地方重教风尚的形成。这一地方语境也成为理解当地教育分层与阶级构成的重要背景。
4. 当时的政治力量格局
调查期间，寻乌及周边区域存在多重政治力量博弈。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正在推进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与斗争；另一方面，地方势力活动频繁，如大地主出身的谢杰，曾担任赖世璜的师长，后在上海组织赣南钨矿会，加入改组派，成立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并积极呼号剿共；寻乌本地还有靖卫队等反革命武装，何子贞、赖世源等反动分子分别在寻乌各地领导反革命活动。此外，三二五暴动作为寻乌本地重要的革命事件，刘维炉、刘维锷等共产党员在暴动中牺牲，反映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激烈程度。
二、《寻乌调查》中分层思想的具体体现
1. 农村阶级的精细化分层
调查明确指出此前调研的缺陷，即未对中农、雇农、流氓进行分层分析，旧有土地分配部分也未区分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情况。在此基础上，调查对农村阶级展开细致剖解：将地主分为头等大地主、中地主等层级，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头等大地主如谢杰、王菊圆等，不仅收租，还通过高利盘剥、农产物加工、囤买囤卖等方式积累财富；对富农的剥削形式进行明确界定，指出其虽不租田与人耕种，但通过多种方式压榨贫苦农民，成为土地斗争中贫农的主要针对对象；将贫农进一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层，明确贫农的核心特征是不够食，而不够食的根源在于剥削，还记录了贫农因债务被迫卖儿子的悲惨境遇，直指旧有社会关系的剥削本质。
2. 社会群体的行为分层观察
调查通过对比十年前后不同群体的行为变化，呈现社会结构的变动。商业兴盛时期，商人嫖娼最多，豪绅次之，少爷很少参与；十年后则转变为豪绅嫖娼最多，少爷次之，商人最少。这种变化与商业衰落、豪绅通过包揽官司牟利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而少爷参与嫖娼的增多，则与毕业公司等学校兴起、少爷进城读书后的寂寞状态有关。此外，调查还记录了流氓群体与地方势力的勾结，如王菊圆通过免费提供鸦片烟拉拢流氓，借助流氓势力维护自身利益，形成特殊的地方势力网络。
3. 教育与政治倾向的阶层关联分层
调查梳理了寻乌大学生的阶级构成与政治倾向：三十名大学生中，大多数来自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仅占五人。其中，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名大学生全部反动，或加入蒋介石派，或在本地领导反革命活动；五名小地主出身的大学生中，刘维炉、刘维锷、邝才诚等三人是共产党员，刘维炉、刘维锷在三二五暴动中被杀，邝才诚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时被谢嘉猷捉获杀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名小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均由祠堂供给学费，反映了客家宗族对教育的资助传统与阶级之间的关联。
4. 宗族资产分配的层级规则
调查记录了寻乌宗族资产的分配模式，宗族公田积累的资产一部分用于子孙均分，分配时间多在过年过节，形式为分谷分肉，分配规则为男子有份，女子无份，仅部分族内寡妇可获得分配。这种分配规则体现了宗族内部的性别层级与血缘层级，也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以宗族为单位的资源分配逻辑，与客家地区耕读传家的宗族传统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