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这段论述出自毛泽东于 1936 年 12 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著作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章 “战略防御” 第七节 “运动战” 部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为总结这一时期的战争经验，于红军大学进行讲演并形成了这部著作。由于西安事变突发，原定计划中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未能完成撰写。这一时期，党内军事路线争论激烈，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纠正了错误路线。同年 10 月中央迁至陕北后，毛泽东在 12 月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次年，毛泽东撰写此篇，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关键问题，上述关于作战方向与作战线关系的论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红军作战策略的深入探索 。
一、历史背景解析
- 抗日战争的战略态势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致使中国东北地区迅速沦陷，中华民族由此开始了局部抗战。此后，日军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势力逐渐伸入华北地区。直至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 ，中国自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虽进行抵抗，但因片面抗战路线导致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其中八路军由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改编而成；新四军则是同年 10 月 12 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依据相同协议改编组建，二者成为了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的两支主要抗日武装力量）。此时，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王明等人主张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忽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种是部分同志对游击战争的战略价值认识不足，仍幻想依靠正规战速胜。
游击战的战略定位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虽强但兵力分散，这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空间。游击战不仅是战术手段，更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战略问题。通过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最终实现战略反攻。
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
针对日军的 “扫荡” 和 “围剿”，毛泽东强调必须保持战术的高度灵活性。例如，在根据地反 “围攻” 斗争中，小兵团的作战方向需根据敌情、地形和群众条件随时调整。当某一方向受阻时，应迅速转向其他方向，避免与强敌硬拼。这种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策略，正是对 “大方向内的小方向随时变更” 的生动实践。
二、战略稳定性与战术灵活性的统一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一个战略阶段内（如抗日战争的防御、相持、反攻阶段），大方向是稳定的（如持久战总方针），但具体作战行动（如某一地区的攻防）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例如，1938 年八路军在华北分兵创建根据地。聂荣臻率领八路军第 115 师一部等人员，以阜平（今属河北保定）、五台（今属山西忻州）为中心成立晋察冀军区，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范围主要包括山西、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北三省交界区域，核心城市有阜平、五台等。该根据地处于敌占领区心脏地带，战略地位重要。贺龙与关向应等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挺进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涵盖山西高原西北边缘区域，主要城市有偏关、河曲、保德等。此地是保卫中共中央的重要屏障，也是执行抗战任务的重要前进基地。这些行动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预估华北抗战形势恶化，预定以八路军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战略基地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坚持持久战大方向下，八路军通过此类战术转向，成功扩大了战略纵深。
三、历史实践案例
- 长征中的战略调整
由于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之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党中央代理书记博古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1934 年夏，中央苏区已丢失 60% 的地区，仅余 6 个县城，且面临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10 月 10 日前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共 8.6 万余人开始战略大转移，目标是前往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二军团此时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 4、第 6 师；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 。经过一个月奋战，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由湘南大规模西进，战略目标暴露。1934 年 11 月湘江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重兵围堵，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且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受阻。毛泽东力主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通过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等一系列决策，最终确立了 “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的新战略方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正是 “大方向受限制就得变更” 的典型例证。
敌后根据地的开辟
1937 年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并未与日军主力纠缠，而是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敌后根据地。这种 “化整为零” 的战术调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有效牵制了其兵力，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
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既明确 “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 的大方向，又授权前线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 “机断行事”。例如，当黄维兵团增援时，中央军委迅速调整部署，先打黄维再打杜聿明，最终取得战役全胜。这体现了 “战略布局相对稳定和策略执行灵活机动的辩证统一”。
四、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哲学层面看，“大方向内的小方向随时变更” 揭示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实践中，既要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灵活调整策略推动事物向有利方向转化。毛泽东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 “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等独特概念，为弱国战胜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