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西南民族工作史上，从《邓小平文选》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记述切入，能看到革命进程中生存困境与纪律原则、民族关系的复杂交织。
在《邓小平文选》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的谈话里，提到“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这一表述对应的是1935年长征途经西南偏远地区时的极端处境：当时中央红军长期处于国民党军围堵中，后勤补给完全中断，部队常连续数日断粮，战士们陷入极度饥饿的绝境。这种情况下，个别战士偶然取用了当地群众的粮食或物资，属于特殊生存压力下的个别行为，并非红军的普遍作风——红军自成立起便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核心严守群众纪律，这类情况是绝境中的例外。
而这一背景，也与同期的彝海结盟形成了对照。1935年5月，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军在大渡河的围堵，需途经四川大凉山彝区（当地因长期受国民党政府与军阀的压迫，彝汉民族隔阂极深）。国民党试图利用民族矛盾阻截红军，但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民族平等主张，严格约束部队不扰民，甚至释放彝族人质——最终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与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在彝海歃血结盟，红军得以顺利借道。
到1950年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时，这段长征时期的经历也成为他关注西南民族问题的背景之一。当时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情况复杂（如云南经识别归系后确认的少数民族达25个），他明确指出西南少数民族数量多、情况复杂，且西南边境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问题与国防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将少数民族相关工作（包括认定）摆在重要位置。而长征中个别纪律问题留下的影响，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共同构成了民族隔阂的部分成因。因此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要通过落实民族平等政策、解决实际问题，逐步消除这些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