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是非能力”的本质在于锚定人民/全局利益立场，运用”实践检验+矛盾分析”的方法穿透利益冲突的迷雾。这种能力要求我们不被表面的打压诋毁所动摇，始终坚守真理与正义的底线。
历史案例的实践启示
遵义会议
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面临生死危机。“左”倾教条主义者维护共产国际路线权威和个人政治地位，否定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 的中国化革命策略。
在打压诋毁阶段，博古、李德剥夺毛主席军事指挥权，批判其”保守逃跑”。但湘江战役（1934.11）的惨痛教训让党内同志（张闻天、王稼祥等）认清错误路线本质。遵义会议（1935.1）最终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撤销博古、李德指挥权，确立毛主席领导地位。
辨别逻辑的核心是以”红军生存、革命延续”为根本标准，，而非 “符合共产国际文件”。通过实践对比验证真理，用 “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毛主席策略）”vs“第五次失败（左倾策略）” 的实践，这正是《实践论》思想的生动体现。
皖南事变
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企图削弱新四军力量（从 1.03 万人发展至 7 万人），夺取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权。
1940年10月，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北移”并设伏击圈；1941年1月发动进攻（8 万兵力围击 9 千新四军），污蔑新四军”叛变”，撤销其番号。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共产党采取政治反击和军事自卫相结合的策略，既揭露真相争取舆论支持，又避免内战扩大。
- 政治反击：公布事变真相，提 “惩办祸首、释放叶挺” 等 12 条正义要求，获全国各界 / 国际舆论支持
- 军事自卫：仅做好防御准备，改编新四军新军部（陈毅任代军长），避免扩大内战
这一案例体现了《矛盾论》的智慧：摆明立场，以 “全民族抗战延续” 为最高标准，坚守民族大义。抓住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对顽固派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确保全民族抗战的大局。民族矛盾（中日）是主，阶级矛盾（国共）是次”，对顽固派 “既斗争（止反共）又团结（保抗战）。
提升判断力的方法论
立场确立的基本原则
判断”利益冲突者”本质时，关键在于考察其行为是否损害人民/全局利益。立场选择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和根本利益的理性判断。
科学方法的运用
辨别是非不依赖主观感觉，而是依靠”实践结果验证”和”矛盾主次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盾分析帮助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底线坚守的重要性
在复杂环境中，既不能因打压诋毁而自我否定，也不能因妥协而放弃原则。真理与正义的边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坚守。
通过这三个层面的系统学习，我们可以有效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