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还原五四运动

“二十一条”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两天后，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商议”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而不是是否答应“二十一条”。另外，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同时”一说，令人误会1919年的中国，仍由袁执政。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总理为钱能训，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5月4日。 但是信息以讹传讹。 例如，1919年，中国已经不受袁世凯把控。因为1016年袁世凯已去世。

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1—4号，加上临时增刊1号，刊行于1919年7—8月），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儒家学说”，二者并不完全对等。“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的，远不只胡适一派；而胡适之接受西学，也不局限于“实用主义”。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可以派上很大用场；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从终极目标到理论武器，均与“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此乃50年代全国上下批胡适留下的后遗症。

五四运动中成就最高的为陈独秀，因为其创办了《新青年》。 因此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是不合适的。 因为《新青年》中，贡献最大的，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地位都比李大钊贡献大。 因此后人对影响人物的论述也是有失偏颇的。

1919 年的5 月4 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1]。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这是比较中肯的讲法，并非有预谋和计划的。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借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21]

因此天气热是一项原因。

记者所录法政学校代表的谈话，并未歪曲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罗不愧为胡适的高足，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显然更适合于传播。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故流传也最为广泛。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25]

这段白话文很有历史意义。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并改用现名。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即原大明门、大清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你此处乃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没变。集会、演讲、示威于天安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 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天安门的意义，象征着政治权力。

至于具体到东交民巷之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范围。乾嘉年间，出现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以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那拉氏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1901），此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记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记曰：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35]

东交民巷的来历。

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58]。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59]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因此曹家被烧，原因不详，只是为了息事宁人。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辞；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63]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北师大，从五四运动以来，是学生运动的先行者。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学生运动不会受到临时指挥控制。 激进的口号，反而更有诱惑力，因此运动更受激进派影响。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68]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

激进派使得运动推向高潮。

民初京城的社会治安，一如清末，由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厅共同管理。后者乃晚清新政的产物，创设于庚子事变之后，“乃效法近代文明国家而组织之警察机关”。1907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主编出版了囊括“有关北京的一切事项”的《北京史》。其中提到中国之公堂积弊丛生，而巡警厅的创立，“一扫贿赂之弊端”。强调新设立的“巡警厅”之不同于源远流长的“刑部”及“步军统领衙门”，在于其“能精勤其事务，洗雪冤枉，伸理屈辱”，或许太理想化了。但这种依靠“法律条文”——而不是诉诸行政长官的“贤明”或幕友书吏之“智慧”——来管理社会治安的思路及实践，毕竟透露了强烈的近代气息。故服部等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此乃清国司法事务之可喜现象”。[77]

依赖法文，而非长官的贤明， 警察厅更有公平性而言。

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群众运动，竟然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实在罕见。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运动，八十年来，被无数立场观点迥异的政客与文人所谈论，几乎从未被全盘否定过。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牵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统，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轻心。“五四”运动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大学问。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八卦阵，没有相当功力，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五四运动的评价算是难的一致的意见和观点了。

至于俞平伯所说的“不曾身历其境”、虽十分仰慕但“总不太亲切”的后来者，其进入“五四”的最大障碍，不在理念的差异，而在实感的缺失。

确实是没有感受，所以不甚了解。

2 《新青年》的崛起

四年后，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3] 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或备受史家推崇的《民报》。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时间。依此三者衡量，存在时间很长的《东方杂志》与生气淋漓的《民报》，“还算不上”是“代表”并“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4]。

有代表性就一定要有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是胡适的看法。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九卷。

新青年并非全代表新文化人所编。后面瞿秋白所编，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11] 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同人杂志只靠自己编辑部输出，谋义不谋利，更像一群人自己写杂志。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17]，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18]，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报馆和学校是新学人才的主要两个源头。

1920年初，陈独秀欣喜于新文化运动的顺利展开，但对时人之“富于模仿力”，竞相创办大同小异的杂志不以为然，因而借谈论新出版物的缺点，表述自家办刊体会：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的事。[29] “杂志”之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色本在于“杂”——作者众多、文体迥异、立场不求一致；为何陈独秀看不起那些“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的办刊方式？就因为在他看来，理想的杂志必须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后者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

陈独秀的主张和作为负责人，这是《新青年》杂志的要素。

《新青年》的诗坛十分热闹，可成绩并不理想。这正是胡适所再三表白的：“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本身并不具备“诗人的天分”，却非要参加白话诗的“尝试”不可，《新青年》同人的这种创作心态，一如其不懂戏曲，却非要畅谈中国旧戏是否当废一样，都是基于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兴趣。集合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大旗下的《新青年》同人，讲究同气相求，通力合作。这种同道之间为了某种共同理想而互相支持的精神氛围，既煮了不少夹生饭，也催生出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小说家鲁迅的“出山”，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召唤”的成果。

诗歌上，鲁迅等只是在社会责任而非个人兴趣。

第三卷起，《新青年》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方才令人刮目相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竞相“尝试”新诗，陈衡哲、胡适、陈绵等“练习”话剧写作，最令人兴奋的，当属鲁迅的出场——其刊于《新青年》上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

新青年是从第三卷起，鲁迅的加入，才令人兴奋的。

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51] 如此以“气势”而非“论理”取胜，确实如胡适所说，很能体现陈独秀的“老革命党”气质。比起胡适对症下药的“八不主义”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更像是关于“文学革命”的口号[52]。陈氏甚至拒绝胡适“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的“学究气”，斩钉截铁地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理由是：“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53]对于如此“武断的态度”，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胡适不大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新文学方才可能摧枯拉朽般迅速推进[54]。

胡适在西学中用上，不够激进，且和陈独秀的立场不一致，因此后期没有嘉誉。 陈独秀是老革命派，胡适是学究气。 但是温和的革命，效果甚微，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批驳的。

问题在于，宣判中国戏曲死刑的新文化人，不觉得有深入理解其表演程式的必要。那位声称“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再就文学而论，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的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里开宗明义： 第一，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 第二，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音乐和歌曲，都是门外汉。 这可不是故作谦虚的套话，而是强调门内人陷溺深了，不能容纳改良与创造，“我这门外汉，却是不曾陷溺的人”，方才有资格谈论中国戏曲的命运。为何不懂戏的人更有资格谈戏，这种无端的骄傲，来自改革现实社会的激情。

因此这和《Unnatural》里，三澄美琴批驳罪犯的想法相似， 神经病的想法有什么可以深入了解的呢？

中间省略部分，不外将是否接纳“欧洲式的新戏”，转化成了自家擅长的“欧化”与“国粹”之争，难怪钱玄同拍案叫绝，称此乃“至精至确之论”[76]。“五四”新文化人关于旧戏的论述，其实目标十分明确，即以西洋话剧取代中国戏曲；至于理由，首先来自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 对传统戏曲充满偏见的嘲讽，基于《新青年》同人的思想立场——拥抱西学，改造中国。不懂，也不感兴趣，可照样大胆发言，而且理直气壮，因其着眼的是戏曲改革的思想史意义。这场很不成功的讨论，显示了新文化人的盲点：极端自信，注重集团形象，基于思想史立场，对西洋榜样及尺度缺乏必要的反省。

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犯了盲目自信的错误。

王晓明在其才气横溢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中，批评胡适等提倡文学革命的文章“读上去就仿佛一份施工报告”，作家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等。就现象描述而言，这些指责都很容易落实。但作者太急于“拨乱反正”，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众多负面因素（如轻视文学自身特点、主张文学应有主流和中心、文学进程可以设计等），一股脑儿算到《新青年》头上[77]，将一份“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的“同人杂志”，解读为执政党的“文艺政策”，似乎颇有偏差。 其实，《新青年》同人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功利主义”、“绝对主义”或“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革新。无论是杂志编排，还是话题设计，陈独秀等人都是希望兼及思想与文学。至于周作人的两则名文《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78]，更是将新文化人的这一意图表述得淋漓尽致。“五四文学革命”并非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外力的推动；思想史意义的召唤，使得不少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都投身“白话诗”的尝试。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此乃改革者常常面临的两难境地。对于那些基于“中间物意识”，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我更倾向于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

但是太快的拨乱反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破坏容易建设容易。 新青年只是一本杂志，不应该承载新文化运动所有的不好。 应该更多的是同情。 初衷是好的，不能因为过程中的不好而诟病太多。

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79] 一看到“听将令”三字，马上断言其缺乏“文学价值”，我以为是不公允的。鲁迅到底是“听”哪个“将”的“令”，陈独秀？胡适？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我看都不像。

不能矫枉过正，读者看到听将令就觉得不好，这也是不对的。 鲁迅很聪明，能够有很强的政治觉悟。 追随先进思想不好吗？ 这也许打折了文学价值，但是在运动的历史上，思想史上的进步是更加不可磨灭的。 从这个角度，鲁迅的文学比一般具备很高文学价值的小说，更高级了些。

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确实功勋卓著；但“新文学”的建设，却并非《新青年》的主要任务。套用胡适的话，《新青年》的“文学史地位”，主要体现在“自古成功在尝试”。

《新青年》的目的在于提倡，而非产生、建设新文学，因此文学史地位和尝试两词更能体现《新青年》的价值。

《新青年》6卷4号上蓝志先、胡适、周作人三人的问学与辩难，没有依惯例收入“通信”栏，而是另设“讨论”栏，显然认定此回的“讨论”非同一般。一方面是蓝志先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此信谈及“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革新家态度问题”，有很强的学理性。当然，也与这期杂志归胡适编辑有关。蓝君先是感叹中国人之不喜欢也不擅长辩论： 在欧美各国，辩论是真理的产婆，愈辩论真理愈出。而在中国，辩论却是呕气的变相，愈辩论论旨愈不清楚，结局只能以骂人收场。 接下来讨论“革新家态度问题”，对《新青年》的论辩风格颇有微词： 讲到《新青年》的缺点，有许多人说是骂人太过，吾却不是如此说。在中国这样混浊社会中讲革新，动笔就会骂人，如何可以免得。不过这里头也须有个分别，辩驳人家的议论说几句感情话，原也常有的事，但是专找些轻佻刻薄的话来攻击个人，这是中国自来文人的恶习，主张革新思想的，如何自己反革不了这恶习惯呢？像《新青年》通信栏中常有这种笔墨，令人看了生厌。本来通信一门是将彼此辩论的理由给一般人看的，并不是专与某甲某乙对骂用的，就便骂得很对，将某甲某乙骂一个狗血喷头，与思想界有什么好处呢？难道骂了他一顿，以后这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主张了么？却反令旁观者生厌，减少议论的价值。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吾是敬爱《新青年》的人，很望以后删除这种无谓的笔墨，并希望刘半侬先生也少说这种毫无意思的作揖主义。[123] 胡适在回答“革新家态度问题”时称：“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句句都是从自己经验上来的，所以说得十分恳切，我们读了很感激先生的好意。”接下来引录自己在5卷1号《新青年》上的说法，即所谓“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算是呼应蓝君的批评，并代表《新青年》同人作自我反省[124]。

先谈情有可原，再谈过分了的不良结果。 蓝志先批新青年中肯。

为什么陈独秀等“革新家”明知“‘骂人’本是恶俗”，却偏要采取如此“偏激”的言说姿态？ 这里牵涉到陈独秀等人对于文化传统、民众心理以及改革事业的基本判断，并非只是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有段十分沉痛的话，很能显示那时改革者的心理状态：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129] 对时局、对国民性、对文化传统的深刻怀疑，使陈独秀等人对于按部就班、温文尔雅、和风细雨的改革能否奏效很不乐观，因而倾向于采用激烈的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时代风气，从晚清谭嗣同的“烈士心态”，到刘师培的“激烈主义”，再到“五四”新文化人大都默认的“矫枉必须过正”，都是假定改革必须付出代价，唯有“鲜血”能够“洗净旧污”。

这里解释了为什么陈独秀那么偏激。

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曾论及这种革命家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130]

鲁迅做了一部分解释，为什么新青年的同人那么偏激。

《新青年》之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他人造成压迫。不管是否有意“排斥异己”，《新青年》的走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其占据中心舞台，确有走向“垄断舆论”的趋势。因此，《学衡》的奋起抗争，有其合理性。而《学衡》诸君学有根基，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自有其价值，值得充分理解与同情。倘若能像创造社那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可惜《学衡》诸君不只道德及文化理念与时代潮流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胡先骕等文之引证繁复，语言啰嗦，加上卖弄学问[137]，哪比得上《新青年》同人之思维清晰，表达简洁，切近当下生活，而且庄谐并用，新诗、小说、通信、随感一起上——因此，其“打破垄断”的愿望，没能真正实现。

这就跟奇葩说一样，内容一定要接地气。

3 蔡元培伟大之处

众多评述中，梁漱溟的说法最精彩。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梁氏称：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12]

蔡元培本身就是一个意愿上喜欢兼容并包的人，这才是成功的个人素质。

蔡元培之提倡“兼容并包”，与其教育独立的理想密切相关。在蔡先生看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0]。理由是，教育追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是谋求近功，二者很难步调一致。这是蔡校长坚决保护大学独立思考权利的“底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校长的努力到达了极限。

这是蔡元培一个很好的点。

关于学问与表述的关系，孔子有两条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是“辞达而已矣”[1]。前者指向巧妙的修辞，后者则反对过分的夸饰，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并非易事。故历代文人学者，所争不在是否需要“文”，而在何谓“辞达”。不同文体对辞采藻饰的要求本就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时代风潮的鼓荡与作家才情的制约，对文与质关系的理解，自然无法一致。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也自有其好处，那就是，一般人都承认，无论为文为学，均须“慎辞也”。不管是主张“质朴”，还是推崇“富丽”，都是力图找到表述思想或情感的最佳方案。

只要是表达思想的最佳方案即可。

4 《尝试集》纳入经典的经过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置疑。

只不过强调历史在长时间是公正的，然后在这种效应受到从众效应影响巨大。

诗人有权随时随地修改自家的创作，至于请别人为一部已经名满天下的诗集“动手术”，则是另一回事。不管诗人态度如何谦虚，读者都会联想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孔子删《诗》之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的真伪与是非，后世不无争议，但毕竟以相信司马迁所言者为多。胡适并未做直接的比附，但潜意识里，“删诗”乃“确立经典”的必要程序，有“历史癖”的适之先生，应该明白此中奥妙。

胡适的《尝试集》的删诗，有靠向经典之嫌。

[67]千家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的附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当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两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胡适。他们两人性格刚好相反，鲁迅的褊狭，胡适的豁达，适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所说的鲁迅性格“褊狭”，并不是讥讽之语，应是指向“观察问题之深刻”与“文笔之犀利”。

也许这才是鲁迅的锋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