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湖儿女

很早就想拍江湖，因为我是山西汾阳出生，县城里面长大的孩子，特别是 70 年代末，还有很多街头生活，大哥也非常多。

对我来说，江湖一定有一个动荡的变化剧烈的时代，就像看的那些电影里面的年代，胡金铨《龙门客栈》、《侠女》等大部分放在动荡的背景里面，都是社会积聚转型，非常不平静，人的生活有非常多危机的背景，充满危机的生活环境，是江湖必要的元素。

有时候我失眠会听广播，广播里面有很多情感节目，都在诉说，听来听去不是缺钱就是缺爱情。我就写一个金钱与爱情的故事，这 17 年一对男女也是缺钱且缺爱情。 (贾樟柯 2018)

贾樟柯通过2001到2018年这个时间跨度，展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在1995-2005年间的相似感受，那个时代正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治安相对混乱，社会转型的阵痛处处可见。(大海里的针 2018)

在《江湖儿女》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情义。 我学过一阵形意拳，教我形意拳的师傅问我们：关羽对曹操和关羽对刘备都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关羽对曹操是有义、无情。 那时候我才知道这种情义是可以掰开的，这就是江湖的原则。 这个义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做人的底线，情没有，但作为人，还有要互相遵守的一些原则、承诺，一诺千金，所谓义薄云天。最终不一定都是爱情关系、朋友亲情关系，而是一种公义、正义，这些在我成长过程中影响都非常大。 (贾樟柯 2018)

因此这是巧巧对斌哥的情感。

disco 里面用了《YMCA》这首歌，卡拉 OK 用了《浅醉一生》，是《喋血双雄》的主题音乐。 (贾樟柯 2018)

的确歌的年代转移感很强。

电影中的斌哥，出狱后，发现自己的小弟都比自己混得好，心中不甘，于是去了奉节，没有管还在坐牢的巧巧。也许他认为，女人是负担，自己要轻装上阵，更相信自己的兄弟。然而，身边的女人比自己的兄弟更值得托付。 可是斌哥从奉节回到大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兄弟并 没有管他，最后还是巧巧准备照顾他的下半辈子。 (暴走漫画 2018)

另外，斌哥也并未如他所说，闯出一番天地后，再来弥补巧巧。他到了奉节，和“大学生”在一起了，也就是轻装上阵，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奋斗，需要弥补什么。 (暴走漫画 2018)

影片结束时，巧巧在门口看着斌哥离开的地方，镜头摇到屋里的监控画面上，画面中巧巧的人影逐渐放大，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像素。 什么江湖风雨，儿女情长，在时代的洪流面前，留下的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吧。 (大海里的针 2018)

综上，《江湖儿女》写的是金钱和爱情、情与义、17年的巨变、奋斗和爱情、情义的逝去。

神三鬼四：拜神的时候，上三炷香、磕三个头、烧纸钱要三张三张的烧；拜死人的时候，上四炷香、磕四个头、烧纸要四张四张的烧。 (大海里的针 2018)

2 钢之炼金术师

《钢之炼金术师》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¹(Gallacher 2011)，作品整体呈现出对经典科学的尊重与严谨态度。基于经典科学的基本假设，作品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冒险恐怖氛围²，将科学理性与超自然元素巧妙融合。

在《钢之炼金术师》的世界观中，等价交换原则被置于道德之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然而需要明确的是，等价交换并不等同于公平。作品中的等价交换表现为以物易物的形式，但由于付出代价和获得回报的主体往往不一致，导致了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吴丽娜 2010)

贤者之石如同双刃剑，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意图和方式。霍恩海姆最初试图利用濒死生命炼制贤者之石来救助瘟疫患者，体现了其善良的初衷；而但丁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和价值观。(吴丽娜 2010)

“技术无罪”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化。正如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行使权力的人。剑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执剑者的品格决定了其行为的善恶属性。然而，善恶的界定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因此，对技术的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缺乏有效监管和规范的技术与权力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发展往往先于监管体系的建立。正是通过对人力剥削等弊病的反思，才催生了工会制度、反垄断法规等社会保护机制。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与法律规范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共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一观点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市场机制与社会福利的论述相契合。斯密虽然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也认识到完全放任的市场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正如我在《读〈国富论〉：劳工权益保护历史》中所讨论的，工业革命初期的自由放任政策确实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工人权益受损等弊端。这些历史教训提醒我们，技术创新必须与相应的社会制度建设同步推进，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3 Shanmugaratnam 谈新加坡房屋政策

Shanmugaratnam and Sackur (2017) 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就新加坡房屋政策与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种族间的不信任具有天然性：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与不信任，这是需要正视的社会现实

2. 强制性的种族比例政策：新加坡通过立法强制规定每个公寓内的种族比例分配，以此作为缓解种族歧视的有效手段

3. 社会需要宽容与约束的平衡：Shanmugaratnam提出”society needs some buffer and budgeting”（社会需要一定的缓冲和预算约束）(Shanmugaratnam and Sackur 2017)，这一观点对英式自由和新闻自由理念提出了有益的反驳

   • 真正的自由应当体现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上，而非仅仅追求新闻自由
   • 以巴尔的摩为例，单纯的新闻自由并未能有效解决当地的种族歧视问题

4. 责任感的培养机制：政府政策应当着重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

   • 政府资助的重点应当放在教育和就业支持上，而非鼓励不劳而获
   • 低效政府的通病在于过度资助不劳而获者，这种政策倾向会催生”依赖思维”，严重削弱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

4 哈利波特

神话是原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表现方式，而原型是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集体无意识具有种族的、历史积累的性质。 由此可见，涉及神话与传说的艺术文学作品之所以更加打动人心，正是因为作品中的神话原型能更好地触动读者的内心深处或者说读者的集体无意识，从而为读者所接受。 如，《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媚娃。 (程莹 2011)

5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小说是步伐最稳健、成就最大的艺术形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小说迅速完成了从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嬗变，并为世界文坛贡献了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小说大家以及一大批艺术珍品。考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这自然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可也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首先，什么叫“小说现代化”？其次，这个“进程”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再次，“小说现代化”是个历史概念还是个价值尺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逼着作者在开始正式研究之前，界定所使用的概念、所描述的范围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并披露其大致的理论框架。 (陈平原 2010)

五四运动时期之所以特别推崇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特别是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具有开创性意义。尽管他们的白话文诗歌创作相对而言更多是为了应景和捧场，但其小说成就足以奠定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把辛亥革命后到《新青年》出版前鸳鸯蝴蝶派小说盛行的这几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而只是把它看成“新小说”思潮的尾声。 (陈平原 2010)

1.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地位：以张恨水³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主要创作言情小说和传奇故事。这一流派在当时并未得到鲁迅等新文学倡导者的充分认可。
   • 鸳鸯蝴蝶派确实在思想深度上不及五四文学，且受到封建思想的较大束缚
   •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 例如，刘半农作为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的重要参与者，其文学创作轨迹也经历了从追随鸳鸯蝴蝶派主流到投身新文学运动的转变过程

在五四运动的前期，即“1912年到1916年，在上海的五年，是刘半农很重要的五年”。 (1)正是刘半农文学生涯起锚于上海的五年期间里，他与鸳鸯蝴蝶派有了一些无法言清的丝丝瓜葛，因为“’鸳鸯蝴蝶派’当时势力之大，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 (2)而对清末民初的新文学尝试期的开拓者而言，他们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者或是仅为糊口，刘半农便是其中之一。从刘半农所发表的小说文本来看主要集中在1914-1916年（这一段时期正是鸳鸯蝴蝶派的波峰时期），其小说本身的内容、主题并不完全是与鸳鸯蝴蝶派的轨迹一致，有的甚至相隔较远。而正是这种当初卖文为活“委身于鸳蝴”到“脱身于鸳蝴”而后又“投身于五四”的转变凸显了刘半农作为“特定的历史人物”的独到价值。 [张承志2018]

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结合则产生了黑幕小说这样的怪胎……你可以指责鸳蝴作家把早期“新小说”家的思想局限进一步发展，把刚刚输入的一点外国小说叙事技巧程式化，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新小说”的合法继承人。 (陈平原 2010)

这些民国时期的小说作品，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于那个动荡时代的浓厚兴趣，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提供了宝贵的窗口。

除了西洋小说的译介外，真正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可能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大话”：“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被推上假想的第一把交椅，并非是因其比诗歌、戏剧或者散文更适合于表情达意、更有审美价值，而是因其更有助于社会改良。“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7)如此荒诞夸张的描述，也只有在20世纪初的中国才会被广泛接受。除了变革现实的愿望，取法东、西洋的热情外，更有文学关乎世道人心的古训。 (陈平原 2010)

小说创作本质上关乎世道人心，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与新闻自由的宽容度密切相关。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其存在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作为支撑，这一点在陈平原的论述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