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研究中，我们通过意大利经济学家詹卢卡·菲奥伦蒂尼（Gianluca Fiorentini）1999年的研究，揭示非法产业所谓“暴利”的本质，明确的本质，明确黑社会作为“地下治理者”的属性属性，及其利润被隐性成本吞噬的核心逻辑。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文·D·列维特（Steven D. Levitt）与萨迪尔·阿拉迪·文卡特什（Sudhir Alladi Venkatesh）2000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贩毒帮派财务的经济学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Drug-Selling Gang’s Finances），则通过美国某贩毒帮派四年的真实财务数据，从底层工资结构、帮派战争成本与极端风险三个维度，为非法产业的经济逻辑提供了更具象的实证支撑。本文将结合两项权威研究，进一步拆解非法产业的运行方式与深层矛盾。
一、底层生存现状：低于最低工资的锦标赛式博弈
菲奥伦蒂尼（Fiorentini, 1999）提出的利润公式π = R - C显 - C隐，在列维特与文卡特什（Levitt & Venkatesh, 2000）的帮派财务数据中得到充分印证，且底层参与者的生存状态远比想象中残酷。
该研究追踪的美国内城贩毒帮派——论文中未明确“内城”对应的具体城市，仅界定为“某大型工业城市的核心贫困区域”，其特征为99.6%人口为非裔、贫困集中，底层脚兵（foot soldiers，帮派基层执行者）的月均工资仅140-470美元（1995年美元计价），不仅低于同期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按每月160小时计算为832美元），更需承担75%-80%的兼职比例才能维持基本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帮派头目月均净利润可达4200-10900美元，年入5万-13万美元，收入差距高达20-30倍。这种极端分化的工资结构，符合拉泽尔-罗森（Lazear-Rosen）提出的锦标赛模型——底层成员并非被当前低收入驱动，而是被“晋升为高层获取高额收益”的微小概率预期所吸引，本质是用低薪与高风险换取未来可能的阶层跨越机会。
这一现象进一步解释了菲奥伦蒂尼“隐性成本吞噬利润”的结论：对帮派整体而言，支付给底层脚兵的低工资看似降低了显性成本，但为维持“锦标赛机制”的吸引力，帮派需承担额外隐性支出，包括战争期的补偿性工资（前扩张期战争月工资较非战争月高出70%）、死亡成员家属的赔偿（每名脚兵赔偿约5000美元，相当于3年月工资）等，这些成本进一步压缩了整体利润空间。
二、帮派战争的经济悖论：亏本也要打的生存博弈
菲奥伦蒂尼（1999）指出，暴力维护成本是非法产业隐性成本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列维特与文卡特什（2000）的实证数据，则揭示了帮派战争得不偿失却频繁发生的深层逻辑。
数据显示，帮派战争期间，该贩毒帮派月利润直接转为负值，前扩张期每月亏损1000美元，后扩张期亏损1500美元。战争导致毒品价格下降25%、销量减少29%，顾客因规避暴力风险而流失，甚至出现“低于边际成本定价”的情况——毒品销售收入仅能覆盖脚兵工资、雇佣兵费用与毒品采购成本的总和，完全无法弥补其他支出。即便如此，四年研究周期内，帮派仍经历7次战争，累计持续12个月，占样本期的25%。
这种悖论的根源，与菲奥伦蒂尼提出的政府缺位理论高度契合：非法市场缺乏合法产权保护与争端解决机制，帮派只能通过暴力争夺或维护地盘控制权。研究中，该帮派通过战争夺取北部12平方街区的“turf”（帮派控制的地盘，是其毒品销售、收取保护费的核心区域）后，总营收从月均1.85万美元增至6.84万美元，印证了短期亏损换长期垄断的博弈逻辑。此外，底层脚兵的代理问题加剧了战争频率——脚兵为积累toughness（强硬特质，指帮派成员通过暴力行为展现的威慑力与忠诚度，是晋升核心指标）声誉以谋求晋升，可能主动引发暴力冲突，即便此类行为损害帮派整体经济利益。
三、风险与收益的极端失衡：贫困驱动的非理性选择
两项研究共同证明，非法产业的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而贫困社区的环境则成为此类产业持续存在的土壤。
列维特与文卡特什（2000）的数据显示，该帮派成员四年累计死亡率达27.7%，月均死亡概率在战争期高达1%-2%，非致命受伤累计达2.4次/人，逮捕达5.94次/人。对比全美非裔14-17岁男性他杀死亡率（1/1000/年），帮派成员的死亡风险高出80倍。然而，这种极端风险对应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底层脚兵的隐含生命估值最低仅为8000美元，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约1000万美元）。
这一现象背后，是菲奥伦蒂尼（1999）强调的“贫困社区合法机会匮乏”：该帮派所在社区男性失业率达35.8%，为全美平均水平的6倍；家庭中位数收入仅15077美元，不足全美平均的一半；25岁以上人口中仅4.7%拥有学士学位，正规就业市场的上升通道基本关闭。在这种环境下，参与帮派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即便面临低薪与高风险，仍比长期失业或从事最低收入合法工作更具“阶层跨越可能性”。
四、综合视角：非法产业的经济本质与治理启示
结合菲奥伦蒂尼（1999）与列维特、文卡特什（2000）的研究，非法产业的经济逻辑可归纳为三个核心结论：
其一，利润结构呈现“顶层暴利、底层赤贫”的分化特征，整体利润率被隐性成本与风险成本严重稀释，所谓“非法产业一本万利”仅为局部现象；其二，非法产业的存续高度依赖“制度真空”，政府执法缺位导致的产权保护缺失，与过度管制催生的非法市场需求，共同构成其生存基础；其三，底层参与者的决策并非纯粹经济理性驱动，而是贫困环境下“低当前收益+高未来预期+非货币收益（身份认同、社区保护）”的综合结果。
这一认知为非法产业治理提供了多维启示：改善贫困社区的正规就业机会与教育资源，降低底层群体参与非法产业的动机；强化执法力度以填补“产权保护真空”，减少帮派暴力的生存空间；合理优化市场监管强度，避免过度管制催生非法市场需求。唯有从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与社会支持多方面发力，才能从根源上压缩非法产业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Fiorentini, G. (1999). Organized crime and illegal markets. In G. Fiorentini & S. Peltzman (Eds.),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ed crime (pp. 434-4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tt, S. D., & Venkatesh, S. A. (200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drug-selling gang’s financ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755-789.